今年距离1936年长征胜利已经整整过去了80周年，为此，我们纪念长征。80年的历史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漫长，它意味着时代的更迭，过去的名山大川也可能化为如今的一指流沙，即使再幼小的嫩芽如今也以化身巨木参天繁华，80年前的每一声枪响，每一滴血泪，没一声呐喊，在如今看来都已模糊了大半。我想这也正是我们要纪念红军长征的原因，无论是这其中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还是它所传达出的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都能在如今的生活中投射光芒。为此，我们纪念长征。

而说到长征，除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之外，遵义会议有着它区别于其他的独特意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梳理和解读一下遵义会议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来看看遵义会议的会议内容，可以为我们还原出遵义会议的原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简单来说，会议总结并批判了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之中的要点，我们一条一条来看。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自1927年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工农革命军在赣西、赣南、闽西、湘赣边境等地陆陆续续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此后不断发展壮大，并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达到登盛时期。而同年五月，国民党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开张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从军事上、经济上对中央苏区进行压缩，同时大量购置军火和训练军官，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大肆侵略华北，而蒋介石仍是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消灭共产党上。此次反“围剿”历时整整一年之久，尽管红军战士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还是处于被动，在一次次失利后，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

这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结于中共中央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战略。这之中要提到几个人，王明、博古、李德。王明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因成绩优异受到当时的校长米夫的赏识，并将其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进行培养，而这种培养的目的是为了牢牢掌握中国共产党，因此在这种“培养”过程中使王明形成了一种教条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1930年米夫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被派往中国，之后，他在王明回国后极力将王明推上中共领导人的位子。

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在苏联的扶持下，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而米夫也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

那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向忠发能坐上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他的工人出身，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才干和学问，实际上掌握中央决策的是李立三，由于错误地提出“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中国共产党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威望也因此一落千丈。而此时王明则借米夫提拔之势对“立三路线”进行批判，但实际上实行的是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6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随后被枪杀，米夫借机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自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大肆盛行。

9月，王明前往苏联，走之前指定博古负责中共事务，而博古奉行的仍然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而且此时，作为共产国际特派员的李德受到了博古的信赖，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将军事指挥全权交给李德负责。李德何许人也，虽在苏联学习过3年的军事指挥，但只有街垒巷战经验，错误地认定中央苏区应当放弃游击战这种小打小闹的战法，改为阵地战，正面与敌军作战。由于当时党内的“左”倾思想盛行，加之李德的领导地位，是这一思想在战斗中得以实施实施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在长征初期，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仍然保持着领导地位，在渡湘江时，李德还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方针，致使红军减员过半，伤亡惨重。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

因此，在随后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会议首先就对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结束了党内一直以来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风气。

关于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毛泽东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会后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但在起义过程中，由于在前往长沙途中与敌军遭遇伤亡惨重，而被迫放弃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经三湾改编后登上井冈山与当地的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一起建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然而这些做法并不被中共中央赏识，相反，他们批评毛泽东违抗中央命令，身上一股山大王气，并撤除了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

说来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由于环境恶劣和出于保密的考虑，指示文件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通过口头传达。等到周鲁来到井冈山，时间距指示下达已经过去很久，他将“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党外人士”，这无疑对他的打击很大。后来他率领部队开往湘南途中，到达湖南酃县中村时，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才知道了开除党籍只是误传，实际只是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注意一点，由于违抗中央命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始终不高，他的军事理论也一直被人站出来反对和批判，即使是后来就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直到1933年以前，毛泽东也始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何况他还在1931年11月和1932年10月两次被撤销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补选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他的地位也排在其他委员之后。而当王明等人“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苏区并开始主导中央事务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甚至他与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创立的、曾多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游击战法，也被李德完全抛弃，而与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硬碰硬，这也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长征初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仍然没有得到博古等人的认可，于是支持毛泽东的人如张闻天、王稼祥与毛泽东自发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后来，中央队“三人团”的思想和主张也被更多的人认可，并在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辩论和分析，最终确立主导地位。可以说，遵义会议的这一决定为红军之后数次战斗的胜利埋下了伏笔，他抛弃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正面战法，抛弃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使之前遭受冷遇的毛泽东在领导党和军队方面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之后的四渡赤水等战役的胜利，更是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不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虽然遵义会议后，军事上毛泽东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也被选为常委，但实际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即中共中央总书记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直到1945年毛泽东才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而在军事上，周恩来是“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不对的。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洛甫是张闻天的字，在这里指的就是张闻天，会后也是他起草的决议。

可以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今天我们纪念长征，纪念遵义，不光是歌颂那些战胜了种种磨难的英雄们，也是歌颂那些没能成为英雄传奇的无名烈士们，他们为了革命理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在危难之际，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住这刺骨的寒风使那奄奄一息的星星之火得以保存。而我们此番重走长征路，不仅是要感受他们的精神和意志用以激励己身……

更是要把他们的故事，从那雪山草地中带出来，连同他们的名字，讲给更多的人听。（首都医科大学 余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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