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19位老师，平均年龄39岁。

这是一个艰苦的团队，在闷热、漆黑、糊满了煤灰的设备中摸索是家常便饭。

这是一个战绩辉煌的团队，2005年成功开发出中国第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气化技术；2008年首套中国大型化工成套技术出口美国；2014年成功开发中国第一套劣质煤清洁高效气化技术……

这就是数月前获得上海市历史上首个技术发明特等奖的华东理工大学洁净煤技术研究所。

“汗水哲学”浸入血液

“我相信汗水哲学”，洁净煤技术研究所创始人于遵宏先生常这样说，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样的精神。

“几十年如一日，于先生每天5点多钟就到实验室，制订方案、构思计划，一忙就忙到天黑。”洁净煤技术研究所教授龚欣回忆道：“在煤气化中试基地，66岁的他，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吃着降压药片，坚守在生产一线。就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还牵挂着技术出口美国的合同进程。”

之所以这么拼，是因为长期以来，大型煤气化技术一直被外国垄断。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煤炭是能源消费的主体。要想使煤得到清洁高效的利用，煤气化是其中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一定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煤气化技术”的目标，30年，“汗水哲学”浸透在每一个团队成员的血液里。

2014年1月，粉煤气化工业示范装置首次投料运行。对一套新技术装置来说，前几个小时的运行至为重要。为了及时判断高温高压气化炉内的反应状态，团队老师冒着严寒，每隔20分钟就要去300米外的装置上取出气化炉排出的灰渣，仔细分析比较，从而对气化炉参数进行调控。七八个小时后，装置终于平稳运行，这次投运也创下国内煤气化示范装置首次运行就持续11天11小时的最长纪录。

首次停炉时，为了掌握炉内状况，两位老师顶着寒风，站在50多米高的气化炉炉顶上，用配有摄像机的金属杆，一点一点，按方位和深度，准确地记录下了气化炉内部情况，为分析研究获得了宝贵的一手资料。而这些资料，国外专利商都是严格保密的。

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的煤气化技术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大规模气化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00%。近3年，研究所为应用企业新增产值180多亿元，新增利税超过41亿元，为企业节支4.3亿元。装置运行3年，合计节煤45.7万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102.3万吨。

成果转化要靠制度激励

穿一身浅灰色的工装、每天与工人一起上下班、在工程现场一待就是几年……对洁净煤技术研究所的老师们来说，眼见着自己的技术从图纸变成现代化工厂、再到投料运行，科技成果的转化最令人激动。

为鼓励教师解决生产问题、推动成果转化，华东理工大学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

10多年前，于遵宏找到了校长钱旭红院士，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实验室。当时，于遵宏已经筹到一笔经费，也找到一块空地，但要建实验室必须动迁学校的变电站。钱旭红当即决定，由学校出资200万元迁走变电站，并给实验室建设的审批“开绿灯”。

后来，当水煤浆气化装置实验成功时，在中国独占煤气化装置市场的美国GE公司找上门来，希望买断技术，但被学校拒绝了。华东理工大学科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学栋说：“学校鼓励教授将自己的成果通过专利实施许可的方式转让，但不是卖专利。”此后，中国的水煤浆气化技术日益成熟，并授权中国企业使用，GE公司只得将专利使用费一降再降。仅此一项，研究所就为国内煤化工企业节省了近10亿元。

“在华东理工大学，教师收入前10名中，大多是成果实现转化的研发团队骨干。用利益分配制度激励科研人员投身成果转化，调动了积极性。”洁净煤技术研究所教授刘海峰介绍说：“学校规定，教师专利实施许可经费的50%可作为人员费，40%留课题组作为发展基金，学校只收取10%作为基本管理费用；教师的职务发明成果作价入股，成果完成人占有技术股份的50%—70%，其余由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学校持有，技术入股所形成的学校股权及分得的红利，视为相关科技人员当年或次年的科研业绩。”

“技术转让虽然可以保障研发人员的经济待遇，但如何提高学术地位仍值得思索。”洁净煤技术研究所教授王辅臣说：“在像我们这样的大团队、大课题组里，年轻科研人员做完一个大工程，也未必能出一篇大论文。所以，对于工科专业，‘出论文、评教授’的学术评价体系还应当有所调整。”

《 人民日报 》（ 2016年08月18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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