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戾气从何而来？

　　泛滥的校园戾气，有措手不及的原因，亦有管制不当的可能。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为校园戾气找到恰当的出口。

　　■邓海建

　　曾就读于云南彝良某中学的8名“90后”，刚走出校园不久，便因骂老师、打同学、砸学校等行为，被送上被告席。公诉机关认为，8被告人肆意的行为，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已触犯刑律，请求依法追责。4月28日，彝良法院不公开审理了此案。（中国新闻网4月28日）

　　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这些标签贴在8名“90后”身上，实在让人百味杂陈。天堂地狱，一念之间。这些本该天真无邪的孩子，何以“一闪念”就成了问题少年？这个问题，答案也许有很多维度，但在更普遍意义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症候群：“戾气病”。正因戾气缠身，所以，“甚至看谁不顺眼，便随意和持械殴打他人和同学”。

　　当下少数校园存在的“戾气病”，不谈触目惊心，起码也足以值得警醒。当然，荷尔蒙不是犯罪的理由，青春期也不是暴虐的借口。这些年，因校园戾气而引发的极端死伤事件，与著名台湾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无差别。说起来，转型期的社会，青少年作为成人世界的“镜像”，多少总会投射出大环境的“病灶”。但不得不说，法律与制度对校园戾气的宽纵，确实也是此类事件层出不穷的主要肇因。

　　一方面，顶层设计缺乏对青少年霸凌问题的正视。2007年制定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学生要“了解校园暴力造成的危害，学习应对的方法”。但正如专家所言，更多学生对于“欺凌”一词的认知，也只是在爱国教育中，强调近代史上中国“受帝国主义‘欺凌’”。即便是2011年修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的社会，也未曾提及反欺凌问题。正因如此，在类似事件中，被欺负的孩子除了害怕与忍辱，往往连呼救的本能都离奇地丧失了。

　　另一方面，少数“问题少年”缺乏法律规制。家里管不好、学校管不了，加之打人成本非常低廉，未成年人施暴简直成了“法外之地”。当这些孩子稍稍了解法律，知道他们打人后大抵只是“教育教育”而已，恃强凌弱的快意，哪怕是未曾分级的影视与游戏，都可能成为教坏他们的“毒苹果”。若法律不能对青少年暴力行为零容忍，孩子之“恶”并不比成人来得柔和。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秉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在传统道德教化之外，恐怕还该在以下两个层面寻找解颐之计：一是重新审视合理的教育惩戒权。电影《伟大的丘吉尔》里有个严厉的“打屁股学校”，说明西方人的教育从来就不是“缺钙”的教育。这些年，因为合理惩戒权缺失，赏识教育“走火入魔”，于是教育斯文扫地、教师尊严扫地的事情，还见得少吗？二是在全世界都悉心研究反欺凌机制建设的时候，即便我们没有“暴行罪”来应急，起码也该尽早完善相关立法，研究对青少年欺凌现象的遏止与惩戒。法律若不能显性地教会孩子们正义规则，又如何让他们舍弃丛林法则而培厚司法信仰？

　　泛滥的校园戾气，有措手不及的原因，亦有管制不当的可能。不管怎么说，此刻对它的沉默，也许意味着对未来罪恶的骄纵与蛊惑——明白这个道理，起码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为校园戾气找到恰当的出口。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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