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全，我健康，我快乐”——这是3月30日，第20个中小学安全教育宣传日的主题。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近年来，学生踩踏事件、食物中毒、溺水等校园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校园安全面临着自然灾害、安全事件、恐怖暴力事件等多种风险，风险的多元化必然导致突发事件错综复杂。因此，学校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在第20个中小学安全教育宣传日来临之际，不少学校都联合交警、消防等部门，开展了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看来，在校园安全管理的过程中，风险事件一旦转变为现实的危机事件，极有可能导致学生群死群伤事件，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为了尽可能避免风险事件发生，必须将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全面识别风险，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主动防范风险。

　　学校“生存教育”缺失

　　2014年12月7日21时10分，湖南省湘乡市育才中学(民办)下晚自习时，教学楼楼梯间发生严重拥挤踩踏事故，8名学生死亡，26名学生受伤，其中3人重伤。

　　类似的校园踩踏事件在各地已发生过多起。

　　唐钧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传统上，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学校的围墙为边界，但当前学校危机逐步呈现出无边界的特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校管辖物理范围扩大化和学校管理事务扩大化。

　　传统学校安全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和既定的框架下开展安全保卫工作，但当前学校与社会存在日益频繁的人员交流、物资交换、信息沟通等活动，学校并非封闭的实体，学校管理对象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学校由传统上相对单一和封闭的教育机构，逐渐转变为面向社会的窗口行业。

　　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学校的安全稳定工作也暴露出种种隐患。

　　唐钧表示，学校风险治理的成效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校园恶性事件频发和校园危机事件不断呈现出新形式和新特点。

　　校园危机事件的新特点包括事故频发、后果严重，种类多样、原因复杂，威胁增大、因素增多。

　　“校园危机事件的种类多样，原因复杂，增加了校园危机事件的防范难度，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校园危机事件具有难管控、难预防的特征。”唐钧说。

　　2006年，教育部发布的2006年全国中小学安全形势分析报告显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的各类安全事故中，事故灾难(溺水、交通、踩踏、一氧化碳中毒、房屋倒塌、意外事故)占59%；社会安全事故(斗殴、校园伤害、自杀、住宅火灾)占31%；自然灾害(洪水、龙卷风、地震、冰雹、暴雨、塌方)占10%。

　　在各类安全事故中，溺水占31.25%，交通事故占19.64%，斗殴占10.71%，校园伤害占14.29%，中毒占2.68%，学生踩踏事故占1.79%，自杀占5.36%，房屋倒塌占0.89%，自然灾害占9.82%，其他意外事故占3.57%。

　　2013年，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在调研中发现，从全国中小学安全事故发生的总体情况来看，交通、溺水等事故在发生起数和造成儿童意外死亡方面都位居前列。尤其是上下学期间，学生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处于学校和家长监管的中间地带，容易发生事故。

　　这些死亡事故中，排除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约有80%的非正常死亡本可以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得到避免。

　　唐钧认为，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悲剧的发生与学校“生存教育”的缺失有一定的关联。

　　安全教育存制度缺失

　　在唐钧看来，目前学生安全能力培养存在五大问题：制度方面缺少常态化，意识方面淡漠风险管理，多方主体相互推诿，教育手段缺乏趣味，管理操作难见成效。

　　他表示，应试教育的现状，使得安全教育在制度上遭遇缺失。我们国家的安全教育基本处于无组织的散落在中小学课本的“阅读材料”之中的状态。安全教育的制度缺失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各方面对安全防范意识重视不足，导致社会层面的安全教育存在“运动型”宣传模式的问题。

　　学校应当是安全教育的重要主体之一，但学校安全教育在意识上、课程设置上、教育方式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亟待解决。

　　“培养学生安全能力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讲课的方式教授‘应知’的知识，通过演练的方式培养‘应会’的技能，来有效培养学生自救、互助的技能。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根据本地常发、易亡的危机事件开展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化体系。同时，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都应该共同出力，各司其职，尽到对未成年人安全教育的义务。”唐钧说。

　　安全教育应强化风险管理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李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对于安全教育，学校在认识和态度上大多非常重视，但实际效果还有待加强。

　　李雯认为，从教学方式上看，学校安全教育偏重于安全知识的传授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实战演练不充分；从时间保障上看，学校在日常教学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安全教育的进行集中于事故高发的节点；在教学能力上看，教师自身的安全教育能力和在实践中探索安全教育规律的意识都有待提升。

　　唐钧亦持此观点。

　　他告诉记者，安全教育最终落实在成效上，表现为教育效果不显著，管理效果不突出。

　　唐钧认为，教育效果不显著，这要归咎于安全能力培养过程中，学校安全教育的失败。是否参加过安全教育课程并没有影响安全能力，而且年级越高安全能力也没有相应增强，这说明安全教育课程的收效不大，宣传不强，影响不广，频次也不高。

　　与一般机械性、运动式的安全教育不同，北京市大兴区在2011年开始了校园安全风险管理的探索。

　　2011年9月，大兴区教委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共同研发了校园安全“主动防、科学管、立体化”工作体系。该体系包括校园风险月历、风险防范与应对指南、能力提升、标准流程四项。

　　用大兴区教育委员会政保科科长迟海波的话说，这种科学化的校园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接地气、实用，弥补了学校安全教育在制度上的缺失。

　　大兴区教委在校园安全风险管理中总结出风险要素共89项，涉及6个风险域，包括自然灾害、校园安全事故、校园安全卫生事件、校园暴力事件、心理问题引发的学生偏差行为、校园周边环境管理不当。

　　迟海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面对多元化的风险要素，通过汇总典型风险事件，按季节规律、地域规律梳理，找出风险规律，完成全面的风险识别。比如11月踩踏事件多发，7月至9月学生溺亡事件多发，根据事故分类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防范。

　　“‘主动防、科学管、立体化’工作体系实践了3年多来，效果还是不错的。”迟海波说，基本做到了“为我所用”。

　　唐钧认为，这一工作体系以大安全为理念，从预防预警、应对处置、能力提升、科学管理等多个方面，构建了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体系。这种将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的做法，可以主动防范校园安全风险。

　　“明确风险责任所有权是科学管理风险的前提。”唐钧说，这意味着要全面强化风险的全流程管理。

　　全流程的上游是政策的风险评估，中游是风险管理，下游是危机应对。“安全校园，目前问题多出在三个方面，即没有形成上游、中游、下游一体化的责任管理模式。”唐钧说，也就是说，上游缺乏政策风险评估，需要用好风险评估；中游管理联而不动，只扫门前雪，这需要整合、责任联动；下游应急基本靠本能反应，需要标准化应对，科学应对。

　　以食堂为例。上游，食堂外包学校后勤社会化，需要风险评估来选择合格的单位，否则会问题频发。中游，严格风险管理，每位员工上岗前要检查，每份餐都要合格并留样等。下游，要标准化应对风险，科学应对出现的问题。

　　针对校园安全问题，唐钧建议将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建设、交通、文化、卫生、工商、质检、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力量整合起来，以保障学生的健康和安全为核心，共担责任，协同配合，促进校园安全。

　　此外，唐钧认为，安全教育课程是否应该和如何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问题，应该值得关注。

　　“我国的安全教育必须提到制度、体制或者政策层面，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层次地对安全教育进行制度安排。安全教育亦是百年大计，如果没有制度上的约束、宏观方向的把握、政策上的落实，对安全教育长远发展将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唐钧说。记者廉颖婷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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