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书香”“卡”在哪儿了?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善于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意思。比如“书香”这个词,它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对书的总体性认识和评价,二是对阅读体验的移觉性表达,三是对人与书之关系的诗意向往。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内涵,“书香”吸附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与共识——个人与群体、学校与家庭、民间与官方,无不对其怀有好感和希冀。从“书香人生”,到“书香校园”,到“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城市”,再到如今的“书香社会”,这种扩展之势似乎预示着一个“全民阅读”时代的到来。
但是,当词语或概念越流行的时候,我们越要警惕其内涵的“流失”。人人都在说“书香”,如果没有对应人人都在读书的事实,那我们就要反思这种表达的有效性。很多人都觉得,国人喜欢喊口号,并将其归咎于形式主义。其实,许多口号当初也是很实在的,只是在流传过程中越来越空泛,最后只剩下一个徒有其表的话语“空壳”。由此可见,很多形式主义并非是某些人故意为之,而是“走得远了,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出于工作之便,我这几年走访了全国各地上百所学校,一直在观察教育阅读状况。我发现,几乎每所学校都认可“书香校园”这一提法,甚至将“建设书香校园”作为学校特色项目或总体目标。然而,相对于重视和投入程度,大多数学校推动读书的成效并不理想,以至于师生将阅读视为任务和负担。
从操作层面看,学校为建设“书香校园”也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开个动员大会、成立读书会、制订读书章程、开展读书活动等。但为什么效果不彰呢?很多学校都有类似追问,但始终“卡”在这里,推动读书的热情也就渐渐降温了。
原因其实是可以分析出来的。第一,推动读书不能止于“官方意志”和行政推动,而是要上下齐动、内外联动。校长说要读书,如果校长自己不爱读书,那效果会打一半折扣。教师鼓动学生读书,如果教师自己不带头,那效果又要打一半折扣。两番折下来,效果可想而知了。其实,在读书这个事情上,外力推动是有必要的,但最终要外有氛围,内有动机。第二,读书还需要结合时代特点,尤其是对知识要有总体的感知和一定的研究,以及基于个体的经历、兴趣和需求,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书香”本身蕴含着古典主义读书观,即读书能助人修身养性、正心明德、格物致知,这前提又是传统典籍中知识结构相对简单,且以道德性知识构成为主。而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直至今天,无论是社会构成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知识结构,其多样性、复杂性都远远超过古典时代,知识的总量和分类更是蔚为大观。单一个“修身养性”,已经无法涵盖或提示我们与书的关系。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也发现了一些在读书方法上颇有建树的读书推动人。比如,人文、社科类书籍通吃,善于作批注、写书评,带年轻教师一起读书交流、学以致用的凌宗伟校长;长期研究小学文学阅读,自编课程,带着全班孩子“热读”莫言、冯骥才等文学大家的刘发建老师;长期研究和实践儿童阅读,并分年级总结出阅读书目和方法的常丽华老师……从这几位阅读推广人身上不难看出,他们都把阅读作为自己的一项研究,比如集中某个领域,关注某个群体,针对问题或主题,分门别类,设计体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仅研究文本,而且研究人,进而探索人与文本“结合”的方法和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把阅读开发为帮助人成长的台阶,自己在拾级而上的同时,也带动更多人一起往上走,最终把推动阅读变成自然发生的事情。
“书香校园”喊了这么多年,也许早该进行这样的总结和反思,不然我们很可能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今天,国家倡导建设“书香社会”,推动阅读的“势能”又大了许多。但愿有更多心怀热情、脚踏实地、机智灵活的人,为阅读事业贡献更多的“动能”。唯有如此,“全民阅读”才可希冀。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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