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堪称中国学界的奇人。他1910年从常州中学退学，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辛亥革命，学校停办，遂辍学。17岁那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中学辍学，教小学，教中学，教大学，成为国学大师，世上能有几人？像钱穆先生一样教书，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梦。

　　钱穆先生的课精彩。《师友杂忆》中说：“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告其同事，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学生前往听讲。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来选听此课。稍后，人益多，乃历史系学生前来旁听。”那时，北京大学校规较松，学生选定之课可以任意缺席，未选之课又可以随时旁听。每学期学校开学后，讲堂往往时时改换。旁听者多的，换大课堂。缺席者多的，则换小课堂。因此，会有教师从小课堂渐渐换至大课堂，又会有教师从大课堂渐渐换至小课堂。而这些，也往往成为学生的谈资，更成为学生评价教师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

　　精彩的课，来自于精心的准备。钱穆先生备课之认真、刻苦，出乎意料。钱穆先生太庙备课，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余于开学后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堂内容。主要在定其讲述之取舍，及其分配之均匀。如余讲上古史，于先秦部分本极详备，但讲通史则不多及……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

　　钱穆先生潜心研究、传播国史，以历史实现救国理想。他希望国人对国史怀有“温情和敬意”，对本国历史文化怀有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他在《国史新论》一书中说：“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无论是治史还是教学，都寄托着钱穆先生的理想，他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使吾国吾民脱愚脱昧。

　　教育是神圣的。陶行知说：“教育的力量与别种力量不同之点，就在教育的力量是能够达到个个民众的内心里头去的，他能够使民众自己从‘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自己团结的。”

　　潜心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对教育怀有温情与敬意，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是师者的本色，也是师者的使命。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教育局）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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