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教育部去年年底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规定2015年起所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统一安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同时规定试点高校不得向中学分配推荐名额，往年部分高校组成的北约、华约、卓越等笔试联盟全部取消，等等，让人们感到自主招生正在被重新定位。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反思一下为何在高考制度改革中会有自主招生这个环节的设置，本文作者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观察教育，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审视自主招生与高考制度改革的角度，无疑，这种冷静的审视是有意义的，毕竟《意见》出台的最终目标是完善自主招生。

　　2003年春季，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北大、清华等一批“985高校”开始实施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至今已走过12年的历程。如何评价这一改革？它和高考的关系是什么？它在整个高考制度改革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它在未来的走向是什么？现在似乎到了需要做出回答的时候了。

　　如果把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和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联系起来，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

　　从1978年开始，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双重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传统不发达的经济向现代发达经济的转型。今天，尽管改革面临的深层次困难和矛盾仍然很多，但总体而言，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按照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战略规划，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点是2010年。

　　改革的对象是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新中国按照前苏联模式所建立起来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企业的生产、分配、定价和投资全部由中央计划部门严格控制。企业缺乏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它们就像棋子一般受到各种国家机构的控制和约束，无法决定生产的产品和数量，没有自主招工权，在生产投入上没有话语权，甚至连雇员(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职工)的工资都由上级政府部门决定。企业的任何行为，甚至修建一个公共厕所，都需要得到审批。按照罗纳德·科斯的说法，“除了名义上的概念，这些国营企业实际上没有一点与企业两字沾边。”缺乏效率成为国有企业最大的弊端。因此，1978年，国有企业开始改革时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并由此拉开了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大幕。

　　今天的大学看上去很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中国建立了一整套与计划经济高度匹配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学的办学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科研经费的使用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控制，不能随意使用；大学按照行政隶属关系不同被划分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大学的行政系统对应着严格的行政级别，校长和党委书记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任命；大学雇员的工资由国家人事部门统一编制，没有独立的用人权，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大学的学位颁发和专业设置都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批；大学的招生规模和招生对象由国家统一编制，不得随意增减，招什么人，在哪些地方招生都由国家统一决定，“招生计划”可能是中国目前唯一存在的“计划”。和改革初期的国有企业一样，大学缺乏基本的办学自主权，难以成为自主创新的源泉，财政、人员、专业设置、学位颁发和招生均受到严格控制。吊诡的是，这种以计划经济为强烈特征的教育体制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进程而发生明显的变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创造出一个日益庞大和充满生机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按照“产权明晰，独立经营”的原则被逐步改造为现代企业，从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那么，在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能否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创造出教育领域的“中国奇迹”呢？

　　沿着这个思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向，如果我们把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彼岸设定为建立起“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参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通过“渐进式”和“双轨制”，综合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一步一步实现改革的目标。

　　改革之初，要给国有企业以经营自主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企业因为僵化而缺乏效率与活力，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利益格局等因素，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部改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必须要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铁板一块”之外，再造一个非公有制的市场经济，作为公有制的有益补充。

　　与此相类似的是价格改革。改革初期，所有的价格均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严格控制(这种控制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企业没有制定价格和调整价格的权力。这显然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企图通过“外科手术式”的一揽子方案进行价格改革也是不现实的——1988年的“价格闯关”改革失败即是明证。因此，必须在国家集中管理的价格体系之外，再造一个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著名的“价格双轨制”。

　　今天，经济学家已经对“价格双轨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给出了深刻分析和历史结论。“价格双轨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面临严厉的资源约束时，价格的剧烈变动会在社会上造成巨大震荡。因此，只能一方面依靠计划轨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轨引导资源流向，从而形成两种价格体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最终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理顺价格关系。然而，“价格双轨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对于同一种标的物存在两种不同的价格，既引起了混乱，也带来了不公平；另一方面，计划内外的价格差异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尽管如此，“价格双轨制”仍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比较的对象进一步缩小到价格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把大一统的高考制度看成是国家统一计划管理的公有制经济和计划价格——现在的高考制度正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管理之下——那么，就有理由把自主招生近似地看成是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价格。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

　　首先，正如计划价格是改革初期的唯一价格体系一样，统一集中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也是目前中国大学招生考试录取的唯一方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弊端：僵化、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生产的同类型产品只能有一种价格、不能及时反映真实的供给和需求状况等等，都能在高考招生考试制度中找到相对应的影子——僵化、一张试卷评判了所有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学生、考生和大学相互之间缺乏了解，等等。特别是，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市场经济和市场价格充满疑虑，在意识形态上拥护和支持计划经济和计划价格，出于利益粘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一方面希望通过改革改善自身境况，另一方面却又担心改革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利。这种矛盾的社会心态也反映在当前人们对待高考制度改革的态度上：在支持高考改革的同时反对高考改革。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是，通过改革的实际效果改变人们对于改革的态度和预期。

　　其次，正如定价权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天赋权利一样，招生也是大学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天赋权利。只有企业才会对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最为敏感，也最了解自己产品的质量、性质和特点；同样，只有大学才知道哪些学生最适合自己培养。企业缺乏定价自主权，就只能变成摸象的瞎子；同样，大学没有招生自主权，就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这样的大学，只能变成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完成了上级布置的生产指标，但其产品却既无法保证质量，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今天，大学生就业之所以如此困难，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如此突出，不就是因为大学外部的人才需求已经充分市场化了，但大学内部的人才供给却依旧是计划性的吗？二者又怎么可能实现匹配和均衡呢？

　　最后，正如价格改革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一样，我们也不能期望高考制度改革能够一下子达至彼岸。价格改革之所以异常艰难甚至充满了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涉及的利益既根本又巨大——价格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每天都必须要面对的。同样，高考制度改革也牵涉了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当下的社会心理环境下，一旦处置失当，还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这往往使改革者面临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价格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高考制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只能凭借着改革者的胆识、魄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渐进的办法逐步减少对改革的反对和阻力，即使这往往意味着将会积累更多更大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上看，也许我们对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正如我们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样，我们也要坚持高考制度的主体地位；正如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自主招生改革也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在价格改革过程中曾经存在的“双轨制”一样，自主招生也是高考改革中的“一轨”，它只是一个过渡，最终会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招生考试制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和更加务实的态度，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决不能遇到一点儿问题就走回头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是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僵化走向灵活，高考制度改革也是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遇到的所有问题，比如效率与公平、集中与分权等等，目前在高考制度改革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遇到了。既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避免在高考制度改革中重复类似的弯路，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实现教育领域改革的“中国奇迹”。(秦春华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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