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育的集体反思：一门“语文课”就够了吗【5】

　　语文课程改革需要回到源头，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重建基础教育母语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在教材选文和单元体例上改来改去，争论不休。究其实，无论是多选一篇金庸，或是少选一篇鲁迅；无论是文体单元，还是主题单元，充其量均是“末”，而不是“本”

　　还是回到当下的母语教育。

　　自1949年以来，我们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只设一门“语文课”。从小学到初中，一学期只有一册100多页的文选式课本，且还是以诞生不到百年的白话文为主。具体而言，以目前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某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整个小学六年，12册语文课本中只有4篇（则）文言文。而到了初、高中，虽然文言文的比例有所增加，但零散地掺杂在白话中，像一箩筐谷子里掺进一把芝麻，不伦不类。

　　令笔者意外的是，被尊为语文教育界泰斗的叶圣陶先生，对此早有怀疑。1943年，叶圣陶先生在《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一文中曾指出：“这种编辑方法并不是绝无可商榷之处。前一篇彭端淑的《为学》，后一篇朱自清的《背影》，前一篇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章》，后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无论就情趣上文字上看，显得多么不调和。”他又说“不调和还没有什么，最讨厌的是读过一篇读下一篇，得准备另一副心思。心思时常转换，印入就难得深切。”也正是基于此，1948年，叶圣陶、朱自清和吕叔湘三人合编了一套《开明文言读本》，试图进行文白并行的尝试，只是由于种种因由，最终未能付诸实验。

　　而对于这种明显“不调和”的编排方式，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已经证明，既不利于培养学生对文言特有的语感，也不利于形成对文言文体的概貌认知，更无法体会文言文背后隐含的文史哲贯通的中国传统知识结构。相反，由于中学文言教学一直过于注重语法，特别是“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用法，还有“意动”“使动”等等，严重败坏了学生学习文言的兴趣，结果白话文言都没有学好，可谓两败俱伤。

　　更何况，如此单一的课程结构和单薄的课程内容，相比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煌煌三千年历史文化，是何等地不相匹配，客观上也剥夺了下一代接受系统的中国经典文化教育的可能性，更由此造成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传承上的严重断层。

　　教育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母语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背后联结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由于中国现代教育移植于西方，故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母语课程范式照搬西方。而这种范式是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分离的。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母语课程也是丰富多样的。以美国中学为例，通常设置三门课程：《语言》、《拼写》、《文学》，并分别有单独的教材。《语言》主要讲解语法知识，《拼写》侧重单词拼写练习，《文学》介绍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大量的英语文学经典作品。

　　鉴于此，中国语文教育课程改革需要回到源头，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基础教育母语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在教材选文和单元体例上改来改去，争论不休。究其实，无论是多选一篇金庸，或是少选一篇鲁迅；无论是文体单元，还是主题单元，充其量均是“末”，而不是“本”。

　　笔者以为，这是当下中国语文课程改革面临的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课题。并且，从某个意义上，也是新世纪中华文化重建工程的起始。而完成这样一个课题，需要打破体制的藩篱，吸引当今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一流人才的参与，正如民国时期第一流的文化精英投身教育变革一样，而不是由教育部召集并指定某个“专家小组”来承担。

　　九层之台，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妨先提出这样的设想——

　　我们能不能基于自孔夫子始、至民国止的中国教育传统，重新建构一个具有文化感和历史感的母语课程？

　　我们可不可以将小学语文教育定位于初步建立中国文化知识谱系，建构中国文化的人文图景？

　　另外，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可否抛开造句、组近义词反义词的纯属语言末技的练习，代之以传统的对对子的练习？

　　我们可不可以摒弃对字词句及篇章结构的繁琐分析，放孩子们到阅览室去自由阅读，围绕一本书开展讨论，学习写作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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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基础教育母语课程实行文言白话分科，各自编有独立的教材，分别设置不同课程目标？比如，“文言文”的课程目标为：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以完整的、连续的系统纳入课程内容，从小学到高中，形成一以贯之的课程序列，奠定作为“文化中国人”的根基。“白话文”的课程目标为：吸纳现代价值，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能够与世界对话的现代公民。两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通，彼此相济相生，并行不悖。同时，改革高考制度和考试内容，适当增加文言文的比重。

　　“今夜方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中国的传统是学在民间。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意识到传统启蒙教育的价值所在，在完成国家课程教学之余，纷纷选用“三百千千”或《弟子规》《笠翁对韵》等传统蒙学读物给学生诵读。有的学校还自编文言短文作为校本教材，鼓励学生学写短小的文言，练习对对子等。更有个别学校干脆以整本的典籍为教材，如内蒙古一所乡村小学用《汉书》、《史记》作小学高年级语文辅助教材，学生人手一套，教师则引导学生先从传统的“断句”开始。笔者以为，这是重新接续断裂的文言血脉的积极尝试，也是中国语文课程改革走出困境的希望所在。对此，我们有理由抱以乐观的期待。

　　（本文观点受于述胜、刘继青《课程改革应保持必要的文化张力》一文启发，特此致谢）王丽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