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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厦门三度足浴有限公司职工刘丽。中国网 高聪摄
刘丽，女，汉族，1980年10月生，群众，小学学历，厦门市丽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师。
刘丽外出打工期间，先后做过服务员、当过保姆。2000年至今，一直在厦门一家足浴城当“洗脚妹”。自2000年开始，她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大部分积蓄资助贫困学生，自己仍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受她的感召和影响，数百位好心人加入了她的爱心团队。十多年来，接受她固定资助的孩子有53人，她资助过的孩子有上百人。
相关报道："洗脚妹"进议政堂：和国家领导坐一起好激动
一位在城市打工的“洗脚妹”坐进了国家的最高“议政堂”，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员！这种或许会令有些人感觉惊异的落差，发生在一个叫刘丽的安徽女孩身上。
她是安徽省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恐怕也是三月的人民大会堂里唯一的一名“洗脚妹”。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连刘丽自己都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选到我了！“当我拨通家里的电话，都不知道该和妈妈说些什么。生活在社会底层，今天却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好激动。”
那一刻，我由衷地为刘丽感到高兴，这是对她十余年如一日奉献的最好回报。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人民大会堂本不该是刘丽们该来的地方，这是“精英”们参政议政的会场。但其实，这里真正的主人，恰恰是千千万万像刘丽这样的普通劳动者。
“我没什么文化，说不了太多，但我就知道，既然来了，就该为跟我一样的农民工说话”，刘丽在此次两会上准备的建议，全部与农民工有关。从近期媒体对其建议的转载量来看，有一些还能算得上是“优质建议”。
虽然给人洗脚，但“我骄傲”！这是今年春晚小品中的一句台词，也应该是所有像刘丽一样，为生活而辛勤努力的劳动者们发自内心的声音。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更令人尊敬！
相关报道：洗脚妹刘丽关注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刘彤 王笛 胡龙江）为了更好的收入，无数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务工；但由于户籍、高房价等原因，很多外出农民工没法拖家带口，不得不和配偶分居两地。于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临时夫妻”。
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刘丽在一次记者会上直言，“临时夫妻”在她身边已经很普遍，建议政府加以解决。
她说，这一现象直接造成农村夫妻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升高，也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
被称为“最美中国洗脚妹”的刘丽本身就是一位农民工。她来自安徽，目前在福建厦门的一家足浴城打工。
“临时夫妻”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但仍足以让人咋舌。早在２００８年，女作家吴治平在《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中写道，“‘临时夫妻’”还是极个别现象，最大特点是不ＰＫ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
吴治平采访了几位农村留守妇女，在她看来，中国“反映在家庭婚恋生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家庭模式和生态婚姻受到挑战。”
５年以后，刘丽在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上的建言再次让农民工夫妻生活问题获得全国关注，但人们的态度却各有不同。
一位叫＠Ｍａｎｄｙ－小矮的网友表示，“临时夫妻”是农民工无奈的选择。他认为，农民工工作辛苦，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也需要身边的感情依靠，一味地以道德底线缺失来评判他们是没有道理的。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２０１０年有近１．５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有８４８７万人出生于１９８０年以后，占到了５８．４％。这份报告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消费更高但在城市中“缺乏幸福感”。
但也有人直言，这种现象是社会道德的缺失，“不要为道德沦丧找借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认为，“临时夫妻”的出现原因是更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正常生理需求的反映，另外，陌生的环境使得原有的在熟人社会里的道德约束失效。
党国英建议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尤其是应该降低房价，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表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市常住人口。这些都需要由中央政府来统筹，从而保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措施才能有效落实。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发展，‘临时夫妻’会渐渐消失，但前提是城市化的质量必须得到提高。”党国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