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班干部很可怕 “几道杠”改革面临困境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它始创于1905年，前身是两湖总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校园是清代张之洞先生创办的“两湖书院”和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

如果你走进学校大门，迎面就能看到一棵老槐树，这是学校的“校树”，一年级学生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就在这棵树下举行，孩子们戴上红领巾的时候，也会给“树爷爷”戴上红领巾。

戴上红领巾的同时，“三道杠”、“两道杠”、“一道杠”也就进入了孩子们的生活，大队长、中队长、队委、小队长……一些人从此成为孩子里的“佼佼者”、“优等生”、“小干部”，他们手臂上的“几道杠”代表着荣誉、责任，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权力的滋味。

然而，武昌实验小学在一个月之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少先队干部在平时不佩戴“三道杠”、“二道杠”、“一道杠”，更换为统一的志愿者标志，该标志上印有“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志愿者”字样，还包括由太阳、向日葵、校名英文字母等元素构成的校旗LOGO。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举措，其目的是为了淡化小学生的官本位思想。

此举一出，很快成为社会话题，一时好评如潮。

不过，这一大胆革新在启动一段时间后，不得不转入“低调”运行。

直接的问题是，取消“几道杠”与少先队的组织要求存在冲突，同时，一些家长也对此持反对意见。而在更宽泛的层面上，看似一项简单的革新，却要面临现有的一元化教育评价体系和社会官本位大环境的挤压。

武昌实验小学如同一条向往纯真的小船，漂荡在现实浩瀚的海面上，不过，在理想与现实的进退之间，他们有了同路人，南京市同仁小学开始试点同样的改革。困难重重，但希望仍在。

“低调运行”的改革

官本位影响蔓延到小学，这是一个老话题，但武昌实验小学却是第一个尝试取消“几道杠”、转而推行志愿者的学校。

早在四年之前，上海市人大代表柏万青便对中小学生在校外佩戴“干部标志”提出了质疑，认为少先队干部在学校佩戴干部标志是便于参与学校的管理，而放学后，特别是在一些公共场所，还佩戴干部标志，表示自己与一般同学不同的身份，是不太妥当的，“因为少先队员年纪小，思想教育方面需要人引导，这样做对他们幼小的心灵影响很不好”。

而武昌实验小学的举措更加彻底，除了少先队活动之外，少先队干部在平时都不再佩戴“几道杠”，以减少其客观上造成的官本位影响，树立小学生的平等观念和服务意识。

这一改革让不少人眼前一亮，伴随大胆改革而来的，是外界的广泛关注和不同意见。

在改革之初，校方便担心此举会被过分解读，然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改革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校方不得不婉拒了陆续赶来的媒体，而一向对基础教育改革有追求、敢说话的校长张基广，也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校方原本以为这项改革很简单，学校政教处主任徐仲书此前表示：“我们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创新，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淡化‘官本位’思想、树立人人平等的理念。”

可是，半个月之后，徐仲书只能对记者说：“我们追求的是静心做教育，望理解。”

至于为何不愿再谈论这项赢得广泛赞誉的改革举措，徐仲书似乎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只好简单地说：“一些家长提出了不同意见。”

被异化的“权力”

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教育专家张一鸣（化名）向记者解释了张基广校长的为难之处：“张校长的初衷很好很明确，就是要抵制小学里的官本位思想，但是，取消日常少先队干部标志佩戴，同少先队目前的组织纪律有冲突的地方，在媒体大量报道之后，造成了实验小学要取消少先队干部的印象，于是便受到了压力。”

“我本人很支持张校长的这项改革。”张一鸣说，“在我们上小学的年代，我也是少先队干部，那时候全社会都讲无私奉献，少先队干部就是为大家服务的，三道杠比两道杠多的是责任，要付出更多。现在，社会大环境不一样了，官本位的观念很普遍，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奉献精神少了，多了权力意识，大家都在批评特权，可谁又都想拥有哪怕一点特权，认为那样才算成功、才能受到尊敬。大人的观念都是如此，小孩子又怎么能不受影响？设立少先队的初衷又怎么能不被异化？少先队干部自然也被当成了‘官’，有了权力感，同样的一群学生，也因此出现了等级。”

武昌实验小学的改革自然无法取消少先队干部，只是尽力在客观上减少“官本位”的投射——尽量让学生在日常不佩戴代表“干部身份”的“几道杠”，转而用“志愿者”标志来推动平等、奉献的观念。

张一鸣认为：“虽然拿下了少先队干部标志，其实是回到设立少先队干部的初衷，只是用志愿者标志去消除‘官本位’色彩，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努力。至于说同少先队的组织要求有冲突，我觉得，既然是有益的尝试，就大胆去试，任何改革在最初都会同现实产生冲突，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有些东西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进行调整。”

“微微的”失落

即使外界送上众多支持声音，但是，在校园里非少先队活动期间取消“几道杠”也显得十分大胆，有的家长第一反应是：“难道少先队干部取消了？”了解具体情况之后，才表示理解：“这样挺好，小孩子不适合这么早就养成‘官民’、‘管与被管’的等级概念。”

不过，并非所有家长都支持这种做法，有些家长觉得，“几道杠”对孩子是一种激励、一种肯定。陈女士的孩子上六年级，是一名“两道杠”，她认为：“戴着‘两道杠’对孩子也是一种鞭策，学习、做事都有动力，对自信心和责任感的培养也有好处，改成志愿者标志，感觉激励作用没有那么大了。”

六年级的王思（化名）拿下了三道杠，戴上了志愿者标志，虽然她还是班干部，但感觉明显不同了，在《齐鲁晚报》的报道中，她说，低年级的学生不再向她投来“崇拜、敬畏的目光”，让她感到有些“微微的失落”。

更加失落的可能是家长，陈女士说：“孩子戴着两道杠、三道杠，你带着她走在街上都是自豪的，更不用说在亲朋好友面前了。平时同事之间也常拿孩子来攀比，你家孩子两道杠，我家孩子三道杠，只要一说这个，就代表是优秀生了，要说是‘志愿者’，需要跟对方解释半天，说这个是相当于两道杠或三道杠的，还是有点别扭。”

另外，现实情况更是家长们不得不考虑的，小升初取消考试，要想择校，对孩子的评价方式，除了各种竞赛的成绩之外，“几道杠”也是重要参考，毕竟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如果你说我孩子是校园志愿者，中学可能都不理解，志愿者是什么呢？你的体系跟别人不一样啊”。

甚至，个别家长担心，“几道杠”改“志愿者”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适应竞争的能力。陈先生的孙子在武汉的另一所小学上五年级，儿子儿媳工作忙，他担负起接送孙子上下学的任务，在校门外等待的时候，经常和家长们交流孩子教育问题，于是听说了实验小学“取消几道杠”的消息。“大家一开始都觉得挺好，说这是对孩子的保护，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可是，慢慢地，不同意见就多了，大家担心，这么教育出来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能适应吗？不会受打击吗？再说，官本位是大人造成的，让几个孩子去抵制，现实吗？将来他们从实验小学毕业了，谁又来保护他们不受官本位影响呢？”

小学校挑战大问题

在实验小学取消“几道杠”的改革被武汉当地媒体报道之后，消息迅速传播，不少教育研究者都对此撰文做出评价，其中，赞赏的居多，但也有学者对此表达了担忧，因为，究其根本，这是社会大环境和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产生的问题。

教育研究者胡乐乐认为：几道杠既是荣誉的象征，也是权力的体现，那些连一道杠也没有的普通学生，只能做被管理者、服从者。这种制度，是十足的权力分层制度，但我们的现代教育倡导的核心价值是人人平等，所以说，几道杠与班干部违背了这一核心价值，并且导致了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因而需要取消或改革。“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武昌实验小学取消‘几道杠’的做法值得称赞。”

但是，在专家看来，实验小学面对的问题却很庞大。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说，“官本位”的东西并不是由“几道杠”引发的，而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一起努力解决。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也关注到了武昌实验小学的这一改革，他指出，由于我国教育的整体评价体系未变，所以，学校对学生管理方式的探索，也就难以跳出这一框架。“早在‘五道杠’引发社会议论之时，就有一些学校管理者提出，取消‘五道杠’，取消‘三好评选’，怎么管理学生？难道学生们不需要激励吗？学校不崇尚争优创先吗？这就是单一评价体系下的管理思路。因此，只有打破单一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多元评价体系，学校管理才能有全新的育人观，也才能摆脱等级意识，尊重每个个体的发展，给每个学生营造平等的成长环境。”

特权班干部“很可怕”

虽然压力重重，但武昌实验小学消除官本位的尝试仍在继续中，而且，这也并非校长张基广的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在两年前，他便倡导“班干部”要有服务意识。

2010年8月，张基广校长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博客上，文中描述了他印象中的关于班干部的“经典”场景：老师又不在教室了，一个学生像模像样地拿根教鞭在巡视教室，还时不时用教鞭在这个同学桌上敲敲，在那个同学头上晃晃，而被敲、被晃的同学都拿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他；有时，他站在讲台上，一双眼睛像老鹰一样盯着全班同学，巴不得哪个地方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马上作出反应，在黑板上得意洋洋地记上一个不守纪律的同学名字，或者大声地喊着“某某某，你不要讲话……”

在张基广校长看来，这样的班干部“很可怕”，表面上看，当班干部好像是可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组织能力，实则如果像这样当班干部就会失去很多，他会失去真正的伙伴和朋友，会失去平常心，甚至会失去健全的人格，“监工”、“奴才”、“告密者”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人格的成长，甚至会关乎他的未来”。

“班干部是需要的，关键看其如何产生。”张基广校长主张班干部应该是由班级民主产生，由学生民主推荐、民主选择，一旦这样的班干部有朝一日不称职，则可再行组织改选。

与此同时，“班主任一定要在同学中倡导一种意识，班干部不是管人的，是没有特权的，而是服务班级，服务同学的。只有不断倡导这种服务意识，才能让班干部角色回归其本位，让班干部成为同学们真正喜爱的、拥戴的伙伴。”

这种民主、平等、服务的理念是张基广校长对小学“官本位”开出的药方，并且，不改不行。可以看出，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取消“几道杠”的改革中。

今天睡好觉

明天不跳楼

“为什么这样的改革会出现在实验小学？是因为他们有张基广这样一位校长。”张一鸣说。

去年，张基广的一句“名言”，让他一时成为了全国性的话题人物。

在武汉一家教育研究院的成立仪式上，张基广应邀发言，听众是来自湖北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学者，谈到“我心目中的教育”时，他用老子的“道法自然”“和而不同”来概括，“教育应该尊重人的自然成长规律，同时应该注重人的个性化发展。”

这还没什么，关键是他进一步地解释：“通俗地说，就是让学生‘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

听众们一时哗然，但仔细一想，说得确实不错，坦率、形象、切中要害。于是，这句话被迅速传播。

旁人说起张基广校长，通常形容他温和、儒雅、低调，对教育充满热情和理想，在教育实验和办学探索上十分大胆，屡有创举。

2009年，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终身发展实验班”，家长自愿报名，学生一至六年级没有统一的书面家庭作业，但增加六项“素质作业”：劳动作业、锻炼作业、阅读作业、思维作业、组织作业和鉴赏作业。

这次改革也在当时引发了争论，有赞扬，也有担忧。当年招生，张基广以为能招满一个班就不错，结果报名的家长人数超出预计，第一年就设了两个班。

实验班办下来，学生开心，家长也看到了效果，去年，实验班扩到了5个。

“哪一次改革没有压力？都有压力。但是，如果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就大胆去做。”张一鸣说，“张校长很多教育理念和我都能达成一致，他一直的主张是，‘让教育回家’，也就是让教育回到本质，他的很多改革都遵循着这个主旨。”

张一鸣对实验小学的改革抱有乐观态度：“可能武汉有‘敢为人先’的精神，所以各种创新、探索特别多。实际上，大环境也是小环境组成的，不能因为大环境如何就放弃了尝试和努力。这个改革虽然是小学校园里的一小步，但仍然很有价值。小孩子们将来是会被社会影响，但他们也会影响身边人、也会影响社会。而且，这个理念如果能影响到其他人，也许将来就有更多人开始迈出改革的脚步，我做一点，你做一点，就能形成强大的民间力量，促进大环境的改变，而不是一味被动地等待大环境变好。借口大环境而止步不前，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校长的勇气

在武昌实验小学的网站上，醒目位置是张基广校长的博客链接，他的博客文章，许多学生和家长都会去读，在其中的一篇文章里，人们可以看到他不断推动教育改革的内在力量——他称之为“校长的勇气”。

“在社会转型期办学，校长要时刻面临着上下左右的挑战，稍有偏颇，就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如何以不变应万变？我认为：校长必须要有一种‘校长的勇气’。”

什么是“校长的勇气”？张基广这样解释：“校长的勇气在进退之间。退则适度妥协，以收为进，赢得空间。进则独立精神，坚守学术，自由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校长的勇气就是做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或许，我的教育理想只是一个追寻的梦想。或许，我还会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前行。但我会始终保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姿势，永远怀着一股寻找教育理想王国的激情和梦想，奔跑在实验和探索的路上……”

在进退之间，实验小学已经有了同路人。南京市同仁小学五年级的两个班试点取消“几道杠”，19名少先队干部取下了“几道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统一印有“志愿者”的无差别标志。

“遇到问题可以调整，但只要大方向正确，就不妨去积极地尝试。”张一鸣做了几十年教育，深知当下教育存在颇多难题，也因此格外珍视改革者的勇气，“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我相信，有勇气的人会越来越多。”■文/本报记者 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