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的本質是國家為滿足一定社會形態下的社會共同需要，對資源和資金的汲取和分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財政工作取得了輝煌成就：國家財政實力日益壯大，財政職能定位不斷深化拓展，財政宏觀調控不斷完善，財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財稅體制改革縱深推進，財政管理水平持續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財政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斷和論述。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到黨的十九大對“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進行全面部署，再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黨的二十大繼續指出“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財政已深度嵌入、全面參與到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和各領域，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中承擔著日益重要的職責使命。

財政事業的發展會產生與之相伴且亟待總結的特征事實與一般規律，同時也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財政理論作為基礎用於預判、規劃。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的財政學理論，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原創性、時代性”會議精神，貫徹落實“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總體要求，全面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所強調的“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內涵，牢固樹立“在研究解決事關黨和國家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的奮斗目標。為此，要深刻認識當前財政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和問題，全面把握財政學理論的基本特征，著力解決財稅改革中的關鍵性實際問題，積極探索財政學基礎理論創新的實現路徑。

深刻認識財政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和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財政學理論研究的特征主要包括兩點：一是適應特定時期的財政實踐與體制的發展，二是充分借鑒和吸收了當時國際上的主要財政學理論成果。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缺乏經濟管理經驗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我國曾以蘇聯為模板，學習了蘇聯的財政經驗，並由此產生了“國家分配論”。該理論對財政行為主體這一核心問題的解釋，與蘇聯的貨幣關系論的國家觀如出一轍：都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對經濟社會具有管控職能。“國家分配論”在計劃經濟時期與市場化改革前期的影響力巨大，在學術界佔據主流地位，原因是該理論與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能夠較好地指導國家通過財政計劃來安排生產和分配。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確立了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財政改革目標。當時國內缺乏與公共財政相適應的財政理論，所以學術界較為直接地引入了以盎格魯—撒克遜學派為主導的“公共財政學”。事實上，我國較多地吸收繼承“公共財政學”，並用其詮釋我國具體的財政現象，形成了當前主流的財政學觀點和理論，基本特點是以“市場失靈”為理論起點，以當代西方經濟科學的研究方法作為范式基礎，將矯正市場失靈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財政活動的重要目標。然而，隨著新時代“構建現代財政制度”的提出，“公共財政學”的概念和范疇已經難以回答我國改革實踐中出現的一系列亟須解決的財政問題，諸如財政的行為主體是國家、政府還是公共部門，政府與市場是否存在明確的邊界，以及這種邊界如何確定與動態調整，如何定位財政部門在貨幣調控領域的重要角色等。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不同歷史階段的財政理論和觀點分別代表著對我國財政發展和實踐不同階段的理論認識。已有財政理論難以回答“時代之問”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不論“國家分配論”還是“公共財政學”都是對特定時期財政實踐的理論總結、抽象和概括。在構建現代財政制度的當下，兩種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逐步減弱是理論發展的自然規律。“國家分配論”是對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實踐進行總結和概括的結果，強調國家的分配主體作用，思想內核適用於計劃經濟，難以解釋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財政現象。“公共財政學”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時期財政從集中化向公共化轉型的目標，但是理論基礎——市場失靈理論本身具有嚴重的實用主義本質與偏狹的政策導向功能，嚴重損害對財政實踐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當然，令人振奮的是，國內很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以市場失靈理論為基礎的盎格魯—撒克遜學派財政理論存在偏狹和缺陷，並嘗試在更加符合實際的實踐基礎之上，逐步構建新的財政學理論框架，例如以李俊生教授為代表的研究團隊提出了“新市場財政學”，理論框架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核心，以市場平台觀和政府參與觀為基礎性概念，旨在形成具有理論共識同時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的財政學理論。第二，現有財政學理論較多地依賴外國財政理論與研究范式，缺乏自主知識體系。我國當前財政學理論研究的概念和范疇是由“公共財政學”發展而來的，“公共財政學”本身就存在著重大理論局限性，如市場失靈理論中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並非財政學研究的最優基准，帕累托最優的評價標准不能准確地概括集體行動的邏輯等。更為重要的是，“公共財政學”與西方國家的基本制度背景、歷史文化傳統、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高度共生，在理論發展、模型構建中已經設定了某些關鍵的制度條件和約束，簡單“借用”這些缺乏中國政治制度、歷史傳統、社會共識，缺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的相關理論，自然無法回答當前我國深度攻堅期的財政改革實踐所提出的“時代之問”。

全面把握財政學理論的基本特征

隨著財政的定位上升到國家治理的高度，現有的主流財政學理論的解釋力在逐步減弱。財政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需要更加宏大的視角，即基於中國的時代問題和歷史方位。因此，在建構新時代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財政學理論體系建設轉變為以滿足國家治理活動中的社會共同需要為邏輯起點，以財政資金運行服務“治國理政”為根本任務，應重點把握以下三個基本特征。

一是把握財政學理論的天然政治屬性和時代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學雖然是研究經濟問題，但不可能脫離社會政治，純而又純”。財政作為“財”和“政”的結合，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以政領財，以財輔政。財政不僅體現為一個國家在資源管理和配置層面的經濟活動，更體現了國家意志和政治意圖。任何脫離或回避我國具體政治制度和體制特征的財政研究、探索與調查，都將成為空中樓閣、鏡花水月﹔任何繞開或忽略我國具體政治制度和體制特征的財政政策、建議與方案，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建構中國財政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証，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行動指南，以立足我國實際國情為內在要求，以改革創新、自我完善為持續動力，圍繞重大基礎理論問題，揭示財政運行中的新特點、新規律，將財政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性的財政學理論，從而構建服務國家政治、彰顯時代精神的財稅體制和財政學理論。

二是把握財政學理論研究范式的科學性特征。財政學作為一門實踐性特征突出的社會科學學科，應對財政歷史經驗具有解釋能力，對財政一般規律具有概括和總結能力，對財政現象的發展趨勢具有預測能力。在服務實踐和探索研究過程中，財政學理論應當堅持以經驗事實為基礎，將循証和可重復性的科學工具體系貫穿其中。循証是“發現問題—尋找証據—解決問題”的科學決策方法，可重復性是“歸納邏輯—科學假說—實証驗証”的可靠方法論。財政學理論結合証據與推理的分析范式，不僅具有公理化的邏輯體系，還具備實証主義的經驗分析，使得財政決策的發起、制定和執行成為擁有科學研究范式的系統工程。財政學理論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通過從財政現象中抽象出財政活動的本質和經濟關系，從財政運行過程中揭示出財政活動的內在規律和外部聯系，從不同主體財政行為中挖掘出問題與矛盾並找到解決路徑，為財政管理乃至整個國家治理實踐提供理性認識基礎和行動指南。

三是把握財政學理論概念體系與方法論的多學科綜合性特征。隨著財政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相銜接，財政不再僅僅是一個經濟范疇，而是跨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多個領域。國家治理是一個相互聯動、相互適應、相互演化的綜合系統工程，財政就是維持、體現和保障系統工程“平衡”的公共行為。因此，財政學理論具有涵蓋“民情”“政情”和“社情”等多個領域的“跨界”特征，所研究對象既包含財政行為的政治動機、行政流程、法律規范等規范性問題，也涉及財政行為的經濟效益、社會效果等實証性問題。財政學理論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應當以財政實際問題為本體，汲取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等多學科的概念體系和方法論，通過全面性思維和系統性知識的融合和重構，回應新時代財政實踐層面的立體性問題，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有效行政管理手段和工具。

著力解決財稅改革中的關鍵性實際問題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現代財政制度、稅收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財稅體制改革是著眼長遠機制的系統性重構。深化財稅改革，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因此，未來很長一段時期，財政學的理論研究應始終以此為目標，著力解決以下財稅改革過程中的關鍵性理論問題，面向改革，研究實際問題。

例如在預算管理制度方面，如何統籌財政資源，強化對預算編制的宏觀指導﹔如何將財政支出標准化，發揮標准在預算管理中的基礎性作用﹔如何強化預算約束和績效管理，提升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等﹔如何加強中期財政規劃管理，為國家重大戰略任務提供財力保障等。在政府間財政關系方面，如何更好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如何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與支出責任，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如何優化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健全省以下財政體制。在稅收制度方面，在保持現階段流轉稅、所得稅雙主體稅制基本穩定基礎上，如何更好發揮稅收功能的作用。具體而言，如何完善地方稅稅制，培育地方稅源，健全地方稅體系﹔如何健全以所得稅和財產稅為主體的直接稅體系，逐步提高其佔稅收收入比重﹔如何深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以稅制優勢促進現代化建設。在政府債務方面，如何完善政府債務管理體制機制，根據跨周期與逆周期調節的需要以及財政可持續的要求，合理確定政府債務規模﹔如何強化財政與金融系統的協同合作，如何看待並應對財政和貨幣之間的雙向影響等諸多方面，不一而足。這些問題都是當前財稅改革和財政工作中的關鍵點，自然也應該成為理論界著力破解的實際難題。財政學理論研究除了傳統的“從文獻到文獻”的“書齋式”研究之外，也應更多瞄准財稅體制改革中的頂層設計、系統集成、關鍵步驟、堵點難點等實際問題，逐步形成“從實踐到文獻，從文獻到文件，從文件再到文獻”的理論提出與升華的循環往復。

積極探索財政學基礎理論創新的實現路徑

為了突出財政工作的政治屬性，建立財政研究的科學范式，體現財政學科的跨學科特點，呼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事業發展的時代需求，當前的財政研究首要任務就是對財政基礎理論進行重構和創新，具體的實現路徑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堅持以重大現實問題研究為研究導向，形成解決重要實際問題的科研風氣，全面貫徹“破五唯”的政治要求，樹立“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的原則。財政理論研究隻有來源於實踐、作用於實踐，才會煥發出財政理論的學科生命力、現實解釋力和未來預測力。當前我國財政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一系列重大實踐問題迫切需要理論解答和指引：如何客觀看待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如何厘清縱向和橫向政府間財政關系，如何協調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聯系等。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事業建設的中國之問、時代之問，不能簡單停留在從西方學術文獻的“邊際貢獻”中“構建問題”，而應該扎根中國財政的改革實踐，通過深入財政實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第二，構建開放、多元、科學的概念體系和方法論。財政學的產生和財政理論的演變都是源於財政實踐的現實需要，因此財政理論研究要積極服務於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而現實問題的解決是不會區分學科的。一方面，財政學自身帶有鮮明的經濟學屬性，因此要根據所研究的對象和問題，合理使用基於現實數據的實証分析和數理模型的理論分析等主流經濟學方法，突出循証科學的重要性，增強財政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另一方面，作為一門應用型學科，財政學應注重吸收和借鑒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概念體系和研究方法，突破不同學科之間的學術藩籬，拓寬財政學的研究視野，豐富財政學的研究方法。

第三，統籌推進財政學人才隊伍建設。在校學生是財政理論研究的后備軍，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堅持秉承“質量優先，規模適當”的培養原則，牢固樹立熟悉中國基本財政事實的教育目標，夯實學生的財政基礎理論，強調學生的跨學科知識積累。科研人員是財政理論研究的智囊團，要積極發揮專家工作室、財政人才庫、專家人才池和復合人才池等智庫作用，引導科研人員聚焦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提升服務黨和國家財政事業發展的能力。

第四，加快推進科學完善的評價體系建設，把切實服務黨和國家的財政需要作為重要評價依據。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科研導向，以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為思想追求，結合財政學理論研究的特點和發展規律，克服傳統評價體系中重論文、重數量、重頭銜等頑瘴痼疾，完善和推廣基於代表作和實際貢獻的多元評價方法，逐步建立一套科學綜合的成果評價體系。讓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的科研人員留得住、用得好，把服務國家財稅體制改革的研究成果評得出、推得開。

作者：馬海濤（中央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教授）﹔姚東旻（中央財經大學中國財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財政稅務學院黨委副書記、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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