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數字都不大，但一對比，都變“大”了：一個是，2021年秋季開學后，中國政府“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的膳食補助標准，由每名學生每天4元增至5元，多了1元。這個數字，是經國務院批准的。

另一個數字，寫在這項計劃實施10周年的評估報告裡——71個脫貧縣的227萬學生身高監測數據顯示，欠發達地區農村15歲男生的身高，2012年是155.8厘米，2020年則是166.1厘米，高了10.3厘米﹔與此同時，15歲女生也增高了約8厘米。

“身高的變化是特別令人鼓舞的。”12月18日，評估課題組組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原副理事長盧邁在營養改善計劃1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說，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身高還存在差距，但正在實現“追趕性生長”。

15年前，盧邁帶領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團隊開展農村學生營養狀況調查。廣西孩子就著黃豆吃米飯、寧夏孩子啃著發霉饅頭等場景，他歷歷在目。該基金會發起了一個兒童營養改善試點項目，並推動了國家政策的出台。2011年11月，國務院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

這項計劃的受益者，分布在28個省份的校園裡，本學年接近3800萬人，約佔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這是世界上規模第三、財政投入第二的校餐計劃。

孩子們“給點陽光就燦爛”

10年后，很多數字都表明了計劃的成效，如受益學生的體質健康合格率從2012年的70.3%提高到2021年的86.7%，貧血率則由19.2%下降到9.6%。營養不良率、消瘦率、矮小率甚至寄生虫檢出率等指標都有明顯的下降。盧邁說，這說明，一旦進行干預，效果非常明顯，孩子們“給點陽光就燦爛”。

他還介紹，根據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范子英等人的研究，營養改善計劃對學生的成績影響明顯：他們的數學成績提高了約14分，英語成績提高了約12.5分。

這項計劃實施之初，膳食補助標准定為每人每天3元。3年后，3元變為4元，如今又變成5元。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韓鳳芹說，標准每提高1元，意味著中央政府一年增加約30億元支出。

2021年，中央財政安排的學生營養膳食補助資金為260.34億元，比上年增長12.9%。2011年至今，中央財政累計安排學生營養膳食補助資金1967.34億元。

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劉景認為，將補助標准提高1元，“具有裡程碑意義”。她說，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財政收支壓力巨大，這1元錢是來之不易的，體現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學生營養健康的高度關注。

她認為，從資金量來看，與國家各種重大工程來比，這算是個“小計劃”。從效果來看，這是“小計劃惠及了大民生”。

從全國來看，一年投入200多億元，是什麼概念？韓鳳芹研究員說，人們往往對數字缺乏認知。對營養改善計劃進行評估時，她作為指導專家去農村調研，接觸了數字之外很多“帶有溫度的評價指標”。比如，有的中學教師對評估組感慨，自己“早生了十年”——自己當年做學生時，要背著干糧，甚至要當街生火做飯。

“有肉、有菜，真能吃進肚子裡——幸福感的洋溢也是我們評價財政政策的一個非常好的角度。”韓鳳芹說。

五到六倍的投資回報率

對增加的1元錢，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教育局學生營養中心主任侯亞明是這麼看的：“學生吃到嘴裡的菜品更加豐富、（更有）營養。”

據他介紹，樂都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平均身高，2019年與2012年相比增加了4.6厘米，貧血率下降了4.26%。

營養改善計劃實施以來，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持續開展監測。據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健康所學生營養室副主任張倩介紹，2012年監測發現，受益學生貧血率在16%左右，到2016年下降至6%左右。4年降了10個百分點，“在國際上都是下降非常迅速的”。

監測還發現，各年齡段學生的身高和體重都在上升。2017年，與其他年齡段孩子相比，13歲男生和12歲女生的增量最大，原因之一在於，這些孩子是從一年級開始就受益於營養改善計劃的群體。

隨著生活水平提高，中國青少年的身高和體重都在上升。但營養改善計劃依然顯示了它的獨特作用：根據監測，實施營養改善計劃地區學生的平均身高和體重增速，高於全國農村學生平均增速。評估組在11個中西部省份中選取12余萬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對他們的體質監測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營養改善計劃受益學生的平均身高比沒享受的高1.32厘米。

從另一個角度，張倩闡釋了提高國家補助標准的必要性：2019年監測到的貧血率有所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國內遭受非洲豬瘟影響，肉價上漲，學生的肉制品攝入量明顯降低。此外，隨著物價上漲，4元膳食補助能買到的食材也已縮水。

“國家補助標准從4元提到5元，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這些問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方晉認為。

該基金會對營養改善計劃開展的評估，是從全國832個脫貧縣收集信息，從中抽取91個縣收集學生成績、體質等信息。評估組採用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相關投資回報率測算方法，對成本與回報進行“保守測算”，認為營養改善計劃的投資回報率約在5.24-5.96之間，每投資1元，回報是5到6元。“應該說是很劃算的投資了。”盧邁說，“投資於人，是最有效的投資。”

目前，全球有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出了兒童營養補充計劃。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助理執行干事瓦萊麗·瓜涅裡說，中國的計劃從規模和質量上對其他國家有參考意義。“中國的營養改善計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証實了通過國家的行動和投入，是可以促進重大改變的。”

必須制止的苗頭

“每天有十幾萬所學校開餐，幾千萬學生同時就餐，那麼資金安全、食品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是不是每一分錢都吃到了孩子嘴裡？孩子是不是吃飽、吃好了？”方晉說，這是從政策制定者到家長都高度關注的問題。

據統計，2013至2019年間，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數量減少5.5萬所，在校生數量減少823.6萬，僅在“十三五”期間，易地扶貧搬遷的人口就超過1000萬。一些過去能享受營養改善計劃的學生，因遷徙無法再享受這一政策。

評估組建議，隨著城鎮化率提高等客觀條件變化，需要重新確定營養改善計劃受益對象范圍，盡可能實現縣域內就讀的農村戶籍學生全覆蓋、中西部農村全覆蓋，還應該考慮向學前教育延伸。

據貴州省教育廳副廳級督學何秀黔介紹，2016年起，貴州將營養改善計劃向農村學前教育延伸，給這些孩子提供每人每天3元的膳食補助，惠及80多萬名學齡前兒童。

2018年，浙江大學求是講席教授陳志鋼參與了在湖南湘西州開展的一個針對學齡前兒童營養改善的試點項目。隨后的3年，他們跟蹤了1300名兒童，發現貧血率由33%下降到7%左右。

陳志崗指出，我國還沒有面向學齡前兒童的全國范圍的營養干預措施。國際上的共識是，干預越早，效果越好。

評估組的一條建議是，強化學校食堂供午餐模式，減少市場化運行。今年11月，河南封丘縣一所中學發生了營養午餐食品衛生事件，午餐是由外包企業提供的，校長痛哭稱“換不掉送餐公司”，引起外界關注。對此，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劉景表示，河南的事件，是非學校食堂供餐、環節過多、飯菜溫度難以保障等原因造成的。“接下來，我們還是要大力推行學校食堂供餐。”

早在2012年，教育部、財政部在一份關於營養改善計劃學校食堂建設的通知裡強調，與其他供餐模式相比，學校食堂供餐便於管理，食品安全相對可控，是較為有效的供餐模式。

據劉景介紹，中央財政專門安排了300億元專項資金，支持試點地區的食堂建設。在實施營養改善計劃的地區，實行學校食堂供餐的已經達到76%。

盧邁認為，當前有一種“市場化的迷信”，“有一種力量在積極推動要搞集中供餐，我們調查中看到，（有的地方）外包給公司以后，食堂工勤人員工資由1500（元）降到1200（元），營養餐由三菜一湯變成兩菜一湯，賠錢的事兒他是絕對不干的。而且產生了食品安全問題，家長對這樣的營養餐供應還是不滿意的。”

“這個苗頭必須制止。”他說。

營養改善計劃實施10年后，許多參與者注意到了一個新的問題：肥胖。

中國疾控中心代表張倩指出，營養改善過程中，受益學生的肥胖問題也浮現出來。根據監測，2012年肥胖率是2.7%，2017年增長到4%左右。雖然這仍低於全國農村兒童平均水平，但在方晉看來，這是一個“成長的煩惱”，需要用新的辦法去解決。

“中國在營養健康領域需要開始雙線作戰，就是要開始關注肥胖、超重的問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兒童發展中心高級顧問蔡建華指出，“我們現在要特別關注口感好的垃圾食品對兒童的影響”。他認為，需要做的一點就是把校餐的用鹽量迅速控制下來。

鹽攝入過量，也是評估組明確寫入報告的問題之一。

回顧過去的10年，盧邁算了一下：最初受益的那3000萬個孩子，已經走出了義務教育階段，累計有7000萬孩子已經受益或正在受益。他感慨，“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0年的時間，對一棵樹的成長足夠了，但對一代代孩子體質的改變、對百年樹人的進程來說還只是個開始，需要大家繼續努力，不能懈怠。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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