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各地高考成績公布后，與往年“狀元”、高分生“滿天飛”不同的是，教育部嚴禁宣傳、炒作“狀元”、高分生、高考升學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實，即便仍有個別地區學校炒作“狀元”、高考升學率，也在第一時間被追責、處理。

有部分人對嚴禁宣傳“狀元”、高考升學率感到不理解：高考考出好成績，這不是正能量嗎？難道不值得宣傳嗎？這顯然沒有吃透精神。在筆者看來，嚴禁宣傳、炒作“狀元”、升學率，是為了扭轉各地政府部門存在的升學政績觀，既扭轉基礎教育學校辦學的應試傾向，又真正履行教育職責，把職業教育辦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類型教育。

我國職業教育為何存在低人一等以及職業院校不安於職業教育定位的問題？就與各級政府部門存在的升學政績觀有關。簡單來說，以重高率(被重點高中、示范性高中錄取的人數比例)、普高率評價初中辦學，就是在矮化、貶低中職教育，告訴家長、考生，中職是低於普通高中的教育。以一本率、本科率評價高中學校辦學，就是在矮化高職教育，甚至近年來還出現用升本率評價中職學校辦學的情況，這也就引導中職院校不安於職業教育定位，轉以升學為導向組織教學。

因此，全社會應該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隻要一地還存在升學率這樣的考核、評價指標，就認定地方政府沒有履行教育發展職責，沒有把辦好各級各類教育作為發展教育的首要責任，據此要發揮教育督導的作用，嚴肅追求地方政府的責任。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數據，2020年，我國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91.2%，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54.4%。然而，我國各地家長都存在嚴重的教育焦慮，尤其在中考時，很多家長都抱怨我國初中畢業生有一半要進中職，上普高難，導致中考競爭激烈。可事實是，2020年，我國全國普通高中招生876.44萬人，比2000年普通高中招生472.69萬人，足足多了近400萬學生。可為何家長還不滿呢？就是因為家長對孩子上中職有著“恐慌”情緒，而這一“恐慌”情緒，是與學校教師不斷灌輸、以及社會不斷渲染有關。

當然，根源在於地方政府給學校下達升學率指標，以此考核學校辦學與教師教育教學，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把中職教育人為地“分層”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政府部門一直強調的普職分流，在現實中，被自身制定的升學率指標，變異為普職分層。

這種操作令人匪夷所思。既然要辦中職教育，認為中職人才培養很重要，可為何又要歧視自己舉辦的教育，把同為自己舉辦教育分為三六九等呢？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高等教育領域。

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高等教育的合理結構，應當是更多高校以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職業技術人才為目標。但是，我國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甚至高職院校不安於定位，紛紛想提高辦學層次，辦綜合性院校。除了高考時，地方政府用重本率、本科率評價高中辦學，刺激社會的名校情結、歧視高職教育之外，就是評價高職、地方本科辦學，近年來盛行升學率指標，如以考研率評價地方本科院校辦學，以專升本率評價高職辦學，這種評價導向，與構建合理的高等教育結構，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是背離的。每所學校都以學歷為導向辦學，如何形成高等教育合理結構？

升學政績觀，是制造我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辦學亂像的重要根源。可以說，不扭轉升學政績觀，我國的教育生態就會扭曲，既要辦中職、高職，又歧視中職、高職，這怎麼能辦讓每個學生人人有出彩機會的教育？怎麼消除家長的教育焦慮？

我國教育已經進入全面普及化時代，升學政績觀必須扭轉了。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正確政績觀，不得下達升學指標或以中高考升學率考核下一級黨委和政府、教育部門、學校和教師，不得將升學率與學校工程項目、經費分配、評優評先等挂鉤。這不僅適合基礎教育領域，也要求所有高校辦學者，擯棄升學政績觀，安於學校定位，提人才培養質量。要辦好作為類型教育的職業教育，扭轉升學政績觀，是第一步。（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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