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文化與承諾》一書中將人類社會劃分為“前喻文化”“並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個時代。在“前喻文化”時代中，知識主要以薪火相傳的方式，由長輩向晚輩傳授﹔在“並喻文化”時代中，知識主要以平面擴散的方式，在同輩人之間傳播﹔而在“后喻文化”時代中，知識的流動與生長突破了時空限制，信息壟斷被打破，知識權威逐步消解，長輩往往需要反過來向晚輩學習。當今世界，移動互聯網的蓬勃發展重塑了知識生產、信息分發與文化傳播全過程，“青生於藍而勝於藍”的“后喻文化”特征越來越顯現。尤其在以人才培養為使命的大學校園，陷入“本領恐慌”的教師與聲稱“不如自學”的學生，構成了高等教育核心元素的內在沖突。如何使“后喻文化”時代的師生關系避免空洞化、符號化，這一問題需要從教什麼、怎麼教和誰來教的角度展開深入探索。

要關注教什麼的問題，推動課堂內核實現從“知識”向“智識”的拓展。“后喻文化”時代，知識更新速度呈幾何級數增長，“百科全書式”的教師不復存在，學生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尤其是網絡渠道獲取新知，課堂不再是知識傳播的唯一高地，直接面臨“慕課大學”、視頻網站以及知識付費軟件的激烈競爭。實踐中，所謂“上課認認真真不如課后‘嗶哩嗶哩’”的說法就是有力証明。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獲取的便捷並不意味著知識內化的輕鬆，教師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進行系統思維、專業邏輯、抽象能力的針對性訓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位優秀教師絕不僅僅是知識的“搬運工”，而應將課堂教法升華為“內功心法”，使自身積累多年的經驗方法與審美意趣融入其中，讓學生把“舶來”的知識轉化為內生的智識。因此，“后喻文化”時代的教師既要增強終身學習的意識，盡可能將時代新知及時納入課堂范疇﹔與此同時，更要著眼核心能力的構建，聚焦由“知識”向“智識”的轉化，把握知識變遷中不變的基本規律，通過長時間的觀察與實踐、閱讀與思考、訓練與積累，用具有個人“氣味”的教學體系，構筑“后喻文化”時代的職業護城河。

要關注怎麼教的問題，推動育人姿態實現從“漫灌”向“滴灌”的轉變。“后喻文化”時代，教師的知識權威消解、身份光環褪色，學生越來越有主見，敢於“頂撞”老師、“質疑”教學內容，反感居高臨下的“知識灌輸”，呼吁建立平等的師生交流。適應這一變化，已不僅僅是教師需要為“一碗大”的課堂准備“一桶水”還是“一潭水”的問題，而應從構建新型師生關系的角度推動育人姿態的調整。因此，一方面要改造基於身份差異而產生的“教師為主體、學生為客體”的傳統單邊關系，構建一個基於知識分享而形成的以“交互、共享、探索”為特點的新型合作關系，樹立課程與學生“一同開發”、教師與學生“一起成長”的理念﹔另一方面要更加尊重學生個性化發展，站在培養“奮斗者”而不是制造“失敗者”的角度，通過建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引導教師包容學生的差異性，善於發現每一個學生的長處和閃光點，用欣賞增強學生信心、用信任樹立學生自尊，讓每一個學生都能享受被關注、被肯定、被寄予希望的喜悅，從真正以學生為本的初心，營造“既睹牡丹艷，也聞苔花香”的氛圍。

要關注誰來教的問題，推動教師形象實現從“經師”向“人師”的升華。“后喻文化”時代，教師形象容易出現“馬太效應”，“好老師”的口碑呈現出向少數人聚集的趨勢。一方面，人們普遍接受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的觀念，另一方面，當學生遇到觀點沖突、思想困惑與內心糾結時，“一位大先生，抵過百個教書匠”的情況成為常態。其中原因就在於，“后喻文化”時代雖然淡化了教師“授業解惑”的知識權威，但同時也將“傳道”所需的人格力量抬到了很高的位置。在這種“由人化文”與“以文化人”相結合的邏輯中，“誰來說”比“說什麼”更重要，誰能樹立一種像春蠶吐繭那樣竭心力、像蠟炬成灰一樣發光熱、像和風細雨一樣潤心田、像孺子牛一樣做人梯的人格形象，誰就獲得了“親其師、信其道”的核心要素。因此，“后喻文化”時代的教師養成，必須高舉“德高為師，身正為范”的信條，不僅要積累教書育人的知識儲備，做好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真理的引路人，更要涵養立德樹人的人格力量，成為塑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燃燈者，立志成長為“千教萬教，教人求真”的“大先生”。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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