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象

　　終點，起點

　　博士就業多元化趨勢初現

　　眼看能夠順利拿到畢業証和學位証，物理學博士孟溪手握兩所高校的offer，儼然已是博士畢業生中的人生贏家。

　　但她參加完博士論文答辯后，卻突然感覺自己的情緒跌入了谷底，什麼事兒都不想做。她曾以為自己想當一名高校教師、未來從事科研工作，然而這樣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間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讓她感到恐慌。

　　孟溪去論壇求助：博士畢業，不想去高校，但又缺乏企業工作經驗，該怎麼辦？

　　在與她同年畢業的數萬名中國博士中，孟溪提的問題不是個例。

　　近年來，中國的博士畢業生數量連年攀升：2004年，有2.3萬名博士畢業，那一年，博士人數首次在《中國統計年鑒》中作為單獨門類統計﹔2018年，博士畢業人數突破6萬名，同年，近10萬人被錄取為博士生。

　　在傳統的觀念中，博士是本學科的“看守者”，獲得了博士學位，就應以學術為業，選擇非學術職業的人往往被視為“管道的泄漏”。

　　但這一觀念日益受到挑戰。統計年鑒顯示，近幾年來，中國每年新增博士畢業生人數比新增高校教師多兩萬人左右，這意味著約1/3的博士畢業生沒有獲得高校教職。

　　拿到了人類社會的最高學位，在學術圈外，博士何為？

　　學歷市場的贏家，就業市場的“萌新”

　　讀博之前，孟溪的想法很單純，甚至有點兒“愣”。“當時年紀小，總覺得這輩子起碼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兒。”這個東北姑娘說。

　　她就這樣開啟了讀博之路。至於未來找什麼工作、就業市場情況如何，她自嘲道：“以我當時的心智情況，根本不可能想到這些。”

　　讀博期間，她跟導師交流最多的就是實驗情況。而工作打算以及就業市場的行情，則很少進入師生們的討論范疇。

　　過了3年多“朝八晚十”、周末單休的實驗室生活，一位博士師兄提醒她：“趕緊做簡歷，准備找工作吧！”

　　孟溪開啟了“找工作模式”，但她實際上無法花太多時間聯系工作：寫發表論文和畢業論文就已經佔據了她的絕大部分精力。為了修改畢業論文，她連續一個多月熬到夜裡兩點才睡，早上醒了，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開始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意識到，身上這件灰色套頭衫自己已連續穿了十來天。

　　她的導師們認為，“博士畢業理所當然去高校”。孟溪的博士師兄師姐畢業后，基本都走了這條路。

　　孟溪原本也以為自己願意當一名大學教師，將科研作為志業。今年春天，孟溪的論文盲審和畢業答辯都很順利，有兩所高校也給她發了offer。眼看再過不久就能拿到學位証，但她突然感覺自己像是被擊垮了，眼淚會不由自主地涌出來。心理咨詢師告訴她，這是她讀博期間長期處於應激狀態所致。

　　前幾天，她接受家人的建議，同一所離家較近的高校簽了約。高校裡的績效考核讓她擔憂：學校明確表示不會提供科研啟動經費，而且她要在入職之后才能知道具體的考核標准，但她此前已經聽過好幾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

　　孟溪有一個朋友在山東某高校任教，入職后才發現校方提高了考核標准。朋友向她抱怨說：“安家費沒落實多少，別的（待遇）也沒漲，倒是考核標准漲了。”

　　但蘭州理工大學理學院教授馬軍認為，當前博士生的就業情況仍比較樂觀。

　　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在高校裡，除了國家提供的基本工資外，如果科研成果比較多，每年收獲的科研績效是非常可觀的，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沒有上限。”學科之間的差異也不容忽視。馬軍說，很多工學專業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橫向課題，收入都非常可觀。”

　　與孟溪相比，林飛謀求教職的道路更為曲折。

　　去年，林飛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學位。畢業后，他沒找到滿意的教職，便接受了某大型企業的offer——管理崗位，年薪20多萬元。他工作了兩個月后，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職通知。

　　盡管企業的薪資待遇符合預期，但林飛感覺工作不夠自由，相比之下，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環境。

　　導師勸他謹慎考慮：“當‘青椒’是看不到頭的。”家人則支持他去高校，認為大學教師是份體面的工作。林飛告訴家人，教師的月收入隻有在企業工作的1/3。

　　權衡之下，林飛還是作出了決定。

　　林飛沒有立刻辭職，那時他的畢業証已經到手，但學位証要到年底才能拿到，他希望兩証齊全之后再去辦理入職手續。

　　這所高校的工作人員一開始表現得通情達理，他們說可以先為林飛安排宿舍、辦理校園卡，等他拿到學位証再辦理入職手續。

　　但下一通電話就變了味道，一名教師要求林飛立刻到校坐班，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師入職第一年都要坐班。盡管家裡有些狀況，但是林飛還是匆匆辦理了辭職手續，趕到學校。

　　年底，林飛拿到了學位証，第二天他就按入職學校的要求去做了體檢，准備次日去報到。這時，他又接到了電話。對方告訴他不必來辦理入職手續了。

　　林飛大驚，連忙坐高鐵趕到學校，卻被告知沒有編制：學院說因為學校不給編制，學校人事處則說學院沒來申請。

　　林飛打通了院領導的電話，被告知：現在已經沒有名額了。院領導承認，在林飛之后，他們又面試了其他人。

　　林飛意識到，如果有了更合適的人選，校方會主動毀約，“學校只是損失了5000元違約金，但是對於我們畢業生的影響就很大”。辭掉工作的那半年多，他幾乎沒有收入。

　　作為導師帶的最早畢業的博士生，林飛找工作的情況也很受學弟學妹關注。林飛畢業還算順利，即便如此，他參加博士畢業答辯時，也已經身無分文——博士延期這一年，學校停發補助，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職養活自己。

　　現在，林飛還在尋找教職。這一年多的波折，帶給他新的反思：“念了這麼多書，腦子也要活一點，生存能力是第一步。”

　　多元化就業趨勢初現

　　任奇在博士畢業后到某國企工作，作為一名工科博士，任奇在企業中做科研不必擔心偏離實際——國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產，而且可以提供一線數據作為參考，而這些數據通常不對外公布。

　　再者，國企資金雄厚，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學那樣絞盡腦汁地申請課題基金——企業內部就可以為他提供數百萬元的研究經費。

　　但任奇很快便意識到了自己的短板——年齡。

　　任奇本科畢業后，因成績優異，被保送為本校的直博生。跟讀完3年碩士再讀博的同學相比，27歲就拿到博士學位的任奇，已有很大的年齡優勢。

　　盡管如此，任奇進入國企工作后，還是尷尬地發現自己屬於“大齡新人”。任奇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如果在企業發展的話，博士隻適合走技術路線，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線，可能已經晚了。”

　　但任奇又意識到：在仿照公務員系統運轉的國企中，幾乎所有的資源都圍繞行政管理權力展開。這就意味著，如果他達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職位，對於做科研也不利。

　　相比之下，更有活力的民營企業成為部分博士畢業生的新選擇。

　　在清華大學的就業重點單位榜單上，華為公司連續3年都是“收割”清華博士最多的單位。今年5月，華為海思發布全球攬才公告，多達31個崗位招聘博士生。近日，華為給應屆博士畢業生開出百萬元年薪的新聞又吸引了眾多關注。

　　最近兩年，前述就業重點單位榜單上還出現了騰訊、阿裡巴巴等“新興勢力”。不過，上述幾家企業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於計算機、應用數學、人工智能、自動化控制等近年的熱門領域。

　　在網絡論壇上，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間權衡的咨詢帖也有所增加。顯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買私企的賬，有人直言：與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華為公司“只是錢多一點”。

　　另外，還有眾多博士畢業生選擇到黨政機關工作——去年，福建省委組織部一舉招攬了30名清華博士畢業生，僅次於華為公司的31人。

　　從國內高校的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中，不難發現博士生就業多元化的趨勢。5年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簽三方就業的博士畢業生中，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到國企、私企就業的比例明顯上升。

　　這背后是嚴峻的學術圈就業形勢：博士帽年年增加，但學術職位的數量卻相對穩定。

　　早在數年前，博士就業問題就已在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引起重視。上述國家對博士就業情況的調查顯示：博士在傳統學術部門就業的比例均呈下降趨勢，且理工科比人文社會學科下降更為明顯。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文欽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以美國為例，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的博士畢業生在學術界就業的比例，從上世紀7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47%，雖然人文學科類、社會科學類的博士畢業生仍以在學術界就業為主，但比例均有所下降——人文學科類下降了 10.7%，社會科學類下降了17.9%。

　　供大於求的形勢之下，“非學術職業”就成為博士畢業生主動或被動的選擇。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臻認識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當老師、有人到企業工作、有人到中學當老師。馬臻認為，這些情況都理所當然：“形勢就是這樣的，高校沒有那麼多職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較苦。如果特別喜歡做學術的話，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掙錢的話，那就可以進企業。”

　　馬臻認為，不同大學之間、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很大，泛泛談論“博士生就業情況”過於籠統。他說：“有的高校，學科博士點膨脹，人比較多、科研基礎又不是很好，那麼（博士畢業生）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見了。”

　　通過觀察自己的碩士生、博士生找工作的情況，馬臻發現，碩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實習，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簡單，隻需投遞簡歷、再花少量時間面試即可。

　　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學位本身就有足夠的分量。馬臻的一個博士生找工作時，對方表現得非常信任這名學生：“能讀下博士學位的至少不傻，有專業能力。”

　　馬臻認為：“機會永遠是屬於強者的。”

　　學術圈外，博士何為？

　　早在2011年，《自然》雜志就曾連發3篇文章，矛頭直指博士過度生產現象。其中一篇文章認為：博士規模之所以迅速擴張，是受科研項目需求的驅動，而沒有充分考慮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容量。

　　近年來，中國的博士招生規模連年擴大，去年9.55萬人被錄取為博士生，人數再創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並不指向學術生產的工作崗位也明確要求博士學歷。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輔導員時要求應聘者有博士學歷，而在以往，這個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碩士畢業生。

　　1979年，美國學者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一書中描述了“文憑通貨膨脹”的現象，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漲船高。當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某一教育文憑或學位時，其價值也就隨之下降。”

　　但與此同時，中國還存在一種矛盾的現象。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卿石鬆提到幾個數據：企業是我國研發經費支出最多的部門，2017年各類企業的研發經費支出佔全國總量的77.6%，但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中擁有博士學位的還不到1%。另外，中國的高校裡，除了研究型大學，具有博士學位的專任教師佔比其實並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僅佔24.4%。

　　卿石鬆認為，就傳統的博士“生產”目標——培養學術接班人——來說，博士數量可能過多，但中國高校依然有較大的需求空間﹔如果換個角度看，知識經濟時代需要高級人才，要推動科技和產業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層次人才，當然越多越好”。他認為：如果將企業的需求考慮在內，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

　　在高等教育更為發達的美國，未來的輪廓初現：今年3月，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NSF）發布報告稱，在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就業的博士畢業生佔比（42%）首次接近教育機構（43%）。這被視為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轉折。

　　張恬在讀博之前，就是奔著工業界去的。

　　面對幾份offer，她沒有太多猶豫便選定了這所位於美國東海岸的州立大學。在業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張恬通過學校和學院組織的講座開始接觸業界。

　　張恬同門的博士師兄師姐，大部分都到工業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國聯邦政府做與企業相關的科研工作。

　　今年暑期，張恬申請到波士頓一家公司的實習崗位。她原以為，公司裡的研發工作相對簡單，博士期間多學的知識可能用不上。但她開始工作后就發現，這家公司在研發很多新產品，她面臨著許多未知。

　　跟張恬讀博時做的課題相比，公司裡的課題難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戰。在這裡，她的研究能在較短時間內就看到答案，“正反饋來得很快”，這讓她覺得“自己的活兒沒白干”。相比之下，讀博時的研究就像一個人在廣闊的沙漠裡踽踽獨行，不知還有多久才能看到綠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沒有綠洲。

　　“在學校裡做實驗，需要不斷地試錯、不斷地試錯。”張恬說。而在公司裡做研究，容錯率比較低。

　　卿石鬆作調研時，有企業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畢業生來到企業工作后，仍然延續學術研究的思路，但企業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時效性。

　　卿石鬆認為，到企業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業文化和商業環境，例如更多考慮經濟效益﹔但在博士培養過程中，學術能力仍應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養，如溝通能力、跨學科合作能力等。

　　卿石鬆說，在英國，出現了產、學、研聯合培養博士的現象：企業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與擅長該領域的高校聯合培養。企業由此介入博士培養階段，博士生則帶著企業的研究課題讀博。

　　作為宏大結構之中的個體，博士生們能做的也許就是更早地規劃未來。

　　作為導師，馬臻曾多次主動邀請名企HR來校做講座，為學生們講職業規范、職業倫理、應聘和面試技巧等。

　　他認為：“導師在學生找工作的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學生需要的時候，馬臻會為他們介紹工作機會、親自寫推薦信，等等。平時，馬臻時常跟學生們“應機說法”，例如提醒他們學會從領導者的視角思考問題。

　　短暫的企業工作經歷，讓林飛重新審視所學。在企業工作時，林飛心裡一直忐忑不安：“我學的專業，社會到底認不認可？”

　　他決定，就算未來去高校工作，也不能僅僅會寫論文，“否則研究的東西對社會無益”。他問自己：“要多想一想，我們能貢獻給社會什麼？自己又希望得到什麼？”

　　林飛的結論是：“研究要接地氣，學術才有生命力。”

　　（應受訪者要求，孟溪、林飛、任奇、張恬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李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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