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需要父母關愛的孩子而言，撤銷監護權當然也是一個兩害相比取其輕的抉擇。

　　日前，曾備受關注的一歲多女童被母親朱某的男友謝某摔傷致死案有了最新進展，深圳檢察機關對謝某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虐待罪，對朱某以涉嫌虐待罪，將此案提起公訴。

　　與此同時，幾天前，16歲的山東女孩楊瑞立遭到自己父親殺害。有所不同的是，在長期遭受打罵過程中，楊瑞立不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險境，她也奮起抗爭過，她向外界發出的呼救卻沒能等到援手。

　　在一次次類似案件中，周圍鄰居往往都知道孩子受虐，而有關部門囿於未造成嚴重后果，也不主動立案，批評教育了事。最終孩子“弱而無助”，直至慘死監護人之手。

　　撤銷監護的規定不能總是停於紙面

　　早在2006年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時，撤銷監護權的條文已被寫入其中：“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的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被撤銷監護資格的父母應當依法繼續負擔撫養費用。”

　　2014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和民政部聯合出台《關於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試圖激活撤銷監護權的條款，對監護侵害案件的發現、報告、處置等也作出了較詳細的規定。

　　2017年《民法總則》，用了三個條文對撤銷監護權的程序作出規定。而最近在討論大修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還將對監護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進行細化，並重點對臨時監護制度進行設計。

　　問題是，既然法律有了明確規定，為何早就開始受害的孩子卻始終掌握在可能致其於死地的監護人之手呢？如果說一歲的小孩脫離監護人更難，16歲的少女脫離肆虐無常的父親應該容易得多。結果，因為沒能離開，而導致了花一般的生命逝去。

　　徒法不足以自行，監護權的撤銷與轉移的關鍵在於落到實處。

　　例如，如何判斷監護人已不再適合監護，不能只是簡單列舉幾類侵害行為，還需結合必要性和比例原則加以確認。又如，公、檢、法和民政等部門的職責雖已明確，卻未細化相應的追責機制，導致實踐中始終執行不到位。再如，監護權被撤銷后，孩子將由誰監護。

　　早些年，臨時監護由村(居)委會承擔，推諉現象屢見不鮮，現在民政部門的托底職責得到確認，但臨時監護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孩子的成長以及發展，顯然不是兒童福利機構能夠滿足的。

　　撤銷監護權必須與國家強化救助體系相結合

　　對於需要父母關愛的孩子而言，撤銷監護權當然也是一個兩害相比取其輕的抉擇。如果不能保証撤銷監護權之后孩子能生活得更好，撤銷本身就沒有意義。但如果要等到監護人出現十分嚴重的監護侵害行為才進行積極干預的話，孩子早期的受虐現象就無法得到遏制與救助，甚至嚴重后果難以挽回。

　　可見，撤銷監護權的重點不僅在於撤銷，更在於干預與救助。與之相對的是，國家需要下定決心，加大投入，強化對受虐未成年人的救助體系。絕不能讓受害人為維持基本的生存，而不願或者不敢離開侵害者。

　　因此，在監護侵害發生早期，對於不滿足撤銷監護權或刑事立案條件的，可以嘗試通過監護中止制度將孩子暫時帶離侵害環境，並對監護人開展一定課時的家庭教育指導，幫助父母正確履行監護職責。在監護中止結束后再次發生侵害行為的，應及時啟動撤銷監護程序。

　　誠然，機構的臨時監護並非長久之計，對於監護人確有悔改表現，經評估通過的，可以恢復其監護權﹔而對於沒有悔改表現，或因構成虐待、故意傷害等受到刑事處罰的，應當以家庭寄養或收養等方式對未成年人進行長期監護。

　　總之，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祖國的未來。父母不可肆意妄為，更不可逾越法律紅線。降低對受虐未成年人實施公權干預的門檻，放寬社會機構介入的條件，強化國家救助力度，是避免“孩子死於父母之手”案發生的必由之路。

　　(同濟大學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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