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如今成了一種產業鏈，這就需要有關部門從需求端治理“高考移民”的利益沖動。

近日，深圳富源“高考移民”事件引發社會關注。

國內跨省“高考移民”應被治理，跨國“高考移民”也該被嚴查。據報道，共有17名考生未能通過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聯合招收港澳台、華僑、華人及其他外籍學生入學考試的資格審查。暨南大學招生辦發布公告稱，對於弄虛作假和鑽政策空子的“高考移民”等行為，將嚴肅處理。

跨省和跨國“高考移民”都不是新鮮事。有關部門對此也不乏治理動作，但“高考移民”現象一直存在，甚至形成產業鏈。

此次深圳“高考移民”事件，是由民辦學校主導推進運作的。其目的是通過購買外省生源，幫其辦理戶籍，以合作辦學名義繼續在外省求學，在高考時到廣東高考，以此打造高考升學品牌。

這屬於畸形高考競爭推動的“高考移民”，若不加以治理，在民辦學校背后的資本力量推動下，這必將嚴重沖擊異地高考政策，破壞各地的教育生態。

而跨國“高考移民”，近年來背后的產業鏈已非常明顯。2017年，媒體調查發現，有中介收家長幾十萬元，讓考生從內地考生變身“華僑生”。中介號稱考生可以200分上“211”高校、400分上“985”高校，這就屬於機構進行運作。

其具體運作手段為，利用其他國家移民政策上的漏洞，幫助土生土長的國內學生取得華僑的身份，並送到專門對外的國際學校，或自有的培訓學校裡，經過三年專業培訓，“完美”做到“滿足華僑生的報考資格條件”。這當然侵犯真正的華僑生利益，也讓我國對華僑學生的優惠政策被非法利用。

某種程度上，這種機構化運作，也是“高考移民”舊問題呈現出的新面相。

那該怎樣遏制“高考移民”及其背后的產業鏈呢？

毋庸置疑，對於產業鏈重要一環的運作方，必須依法追究其責任。比如，運作此次深圳“高考移民”事件的富源學校，目前的處理包括減招、停招，以致取消辦學資格﹔對於具體參與運作的人員，也需依法追責。但對於那些運作跨國高考移民的中介機構而言，其隻要運作規范，按照移民政策處理，目前很難追究責任。但對於那些制作假材料、海外假學歷証明的行為，也可依法追究責任。

除此之外，顯然還需從審核關做文章。從政策執行層面來看，相關部門還須加強身份審核，即根據國內高考和華僑生招生的報名條件，嚴格審查考生的身份信息（戶籍、綠卡）以及具體求學與生活經歷（學籍與居住年限）。

但僅嚴格執行政策還不夠，還要讓鑽政策漏洞的“高考移民”難以通過審核，這就需要根據新情況和新問題，調整、完善有關考試報名規定。

比如，對於國內高考，針對民辦學校運作“高考移民”，需要調整本地戶籍考生的高考報名條件，除嚴格審核戶籍遷移外，還要提出連續學籍要求﹔對於華僑生招生考試，除要求考生本身是華僑生外，還需審核其父母身份是否也是華僑，並對其海外學歷進行嚴格驗証。

至於更根本的治理舉措，則在於進一步推進高考改革。逐漸調整基於身份的高考報名、招生制度，把不同身份的考生納入一個招生體系，建立基於學籍的高考報名、考試體系，在招生時進行多元評價。這就消除了不同身份考生的錄取機會差異，也能從需求端治理“更換”身份獲得競爭優勢的高考移民行為。

（作者系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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