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2019屆高校畢業生精准幫扶招聘會上，專家在為求職者提供職業咨詢。新華社發

　　本期嘉賓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蔡昉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莫榮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 曾湘泉

　　1.去年實現了比較充分就業，但招聘需求有所收縮

　　光明智庫：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於宏觀政策層面。很多網友關心，當前我國總體的就業形勢如何？

　　蔡昉：在討論今年的就業形勢之前，首先要對2018年的就業情況作一個回顧。去年年末，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9%，比2017年年末下降0.1個百分點﹔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8%，下降0.1個百分點，求人倍率（即崗位需求數與求職人數之比）明顯大於1，崗位數量供大於求。這些都表明當前我國就業是比較充分的。城鎮失業率屬於自然失業水平，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就業公共服務，使勞動力市場的運轉更加順暢，勞動力供求雙方實現有效的匹配。

　　就業是民生之本。弱勢群體和困難家庭通常在就業形勢不好的時候受到更大的沖擊，而在就業形勢好轉時，他們的狀況會有明顯改善。可見，擴大就業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好的手段之一。

　　要保持就業穩定，就需要從宏觀政策層面進行調控，即根據反映就業狀況的統計信號，如失業率、求人倍率等，採取調控手段，明確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方向和力度。如果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也就是自然失業現象，就應該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如果出現與經濟增長波動相關的周期性失業現象，則需要實施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給予一定的需求側刺激，使失業率回歸到自然失業率水平。

　　莫榮：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8年城鎮新增就業1361萬人，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的較低水平。近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了比較充分就業。這是在經濟放緩、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產業結構調整處於攻關期的情況下取得的，實屬不易。

　　就業優先政策首次被置於宏觀政策層面，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並列為宏觀調控三大政策，產業、財稅、金融、貿易、教育、社保等政策圍繞就業綜合發力，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就業問題的高度重視。

　　曾湘泉：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發布的CIER指數（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顯示，2018年全年CIER指數處於2.03的較高水平。當指數大於1時，表明就業市場中勞動力需求多於供給，指數越大表明就業市場景氣程度越高，就業信心越足。指數表明，2018年我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

　　不過，就業市場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由智聯招聘提供的網絡招聘大數據分析表明，2018年就業市場的招聘需求較2017年整體需求下降13%。其中，互聯網和金融行業表現尤為突出，分別下降50%和38%。2019年最新數據顯示，第1季度需求同比上升2.50%，而供給同比上升16.70%，2月份供給大幅度增加60.48%，造成CIER指數同比下降為1.68。盡管招工難問題在我國部分地區和行業中依然存在，但整體就業市場招聘需求收縮已成為客觀事實。

　　2.看區域看行業看群體：分類研判、對症施治

　　光明智庫：按照不同區域、行業、群體分類，就業形勢分別呈現怎樣的特點，各存在什麼問題？

　　蔡昉：對待自然失業問題，關鍵是要找准不同地區問題特點、細致認清三大產業就業趨勢、分類研判不同人群的就業困難，對症施治。

　　從地區來看,東部地區處於制造業優化升級的發展階段，自動化、人工智能等技術更新較快，自然“擠”掉了一部分崗位。沿海地區能否留住農民工，事關民生就業與經濟發展。中西部地區承接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用工規模較大，需要特別警惕外需受到沖擊后可能產生的周期性失業問題。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中西部地區要注重同步推動城鎮化，為服務業的發展擴大空間。東北地區處在傳統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時期，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問題比較大，人才外流也比較嚴重，需要推動第三產業和新興業態的發展，著重加強公共就業服務。

　　從產業來看,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偏高，需要加快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步伐。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是保障勞動力供給和農民工就業穩定性的重要舉措。第二產業面臨著劇烈的結構調整，既要防止產業比重過快下降，又要特別注意提升勞動力素質，降低自然失業率。第三產業作為重要“蓄水池”，吸納從制造業退出的勞動力，要保持其持續發展勢頭，保障就業渠道暢通。

　　從人群來看,農民工、大學畢業生、退役軍人受多重主客觀因素疊加的影響，會在一定程度上面臨就業難題。但他們具有年齡優勢，善於學習新技能，是未來勞動主力軍，可實施公共就業服務幫扶政策，幫助其早日走上理想的工作崗位。

　　曾湘泉：按照東中西三大區域的劃分，東部地區CIER指數較高，中部次之，西部較低。2018年第4季度，東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勞動力需求旺盛，CIER指數均超過2。同期，包括哈爾濱、長春、沈陽和大連等在內的東北城市，CIER指數多數處於1以下。到2019年第1季度，東北地區CIER指數降至0.53，就業市場形勢較嚴峻。另外，受城市功能疏解、去產能等政策的影響，京津冀地區CIER指數處於1之下。

　　近年來，不同行業間的就業景氣程度呈現兩極分化現象。比如，互聯網行業就業景氣指數在2017年第3季度曾達12.6的高峰水平。自2018年第1季度以來該行業熱度明顯下降，在2019年第1季度降至3.08，不過仍處於高位。而能源、礦產、造紙等傳統制造產業，CIER指數近年來一直處於0.5以下的較低水平。

　　結構性矛盾在不同群體間有所不同。農民工數量龐大，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40周歲以上女性、50周歲以上男性下崗再就業群體，知識結構與市場需求有較大差距﹔大學生人數眾多，技能不足是明顯短板﹔轉業軍人的專業技能與其他群體相比並不佔優勢，如何創新退役軍人安置模式，值得深入探討。

　　莫榮：以農民工和城市“漂族”為代表的勞動者，在城鄉之間、行業之間頻繁流動，就業穩定性不高，職業發展空間狹窄，降低了就業質量。另外，就業扶貧任務仍十分繁重，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中有勞動能力、未實現就業的情況較多，大齡低技能勞動者就業難問題也持續存在。

　　3.“用工荒”“就業難”並存成常態：需提高供求雙方匹配程度

　　光明智庫：就業市場上“用工荒”與“就業難”共存的怪象連續多年引發網友關注。這種矛盾是如何產生的？

　　蔡昉：准確地說，“用工荒”和“就業難”並不是同時存在的兩種分割現象，而是同一個現象的兩種表現，目前已經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常態。企業有用工需求，勞動者有就業願望，而中間有兩個因素阻斷了供求雙方，使其匹配起來有困難。一是結構性因素。勞動力市場雖然存在空缺，但求職者的技能與崗位需求不適應，勞動者需經培訓才能實現人崗匹配，在這段時間裡，他們處於結構性失業狀態。二是摩擦性因素。由於信息傳遞不暢通和市場功能的局限，勞動者與崗位之間的銜接有時間上的滯后，這些人則處於摩擦性失業狀態。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實施積極就業政策，提高供求雙方匹配程度的原因。

　　從時間角度看，可以預計有些崗位會逐漸消失，另一些崗位會被創造出來。著眼於長遠，綜合性、通識性的人力資本更具韌性和持久性。因此，要鼓勵潛在的勞動者接受更多通識教育，以獲得適應就業形勢的技能。

　　莫榮：當前，我國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技術進步加速的轉型陣痛期，適應產業轉型升級所需的高層次研發人員、高技能工人和創新型復合型人才不足，部分新成長勞動力的實踐能力還難以跟上市場變化。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受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吸收大量勞動力就業的中小企業面臨生產經營困難局面，穩崗壓力或進一步加大。

　　曾湘泉：“用工荒”與“就業難”並存是我國就業市場結構性矛盾的突出表現，其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勞動力供給“滯后效應”的影響，就業市場總體供求發生較大變化。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雙降，減少了2600余萬人。二是高等教育招生人數擴張，並且一些學生的技能難以適應就業要求，“就業難”的壓力持續上升。

　　4.“促改革”與“穩就業”需保持平衡

　　光明智庫：去產能、降成本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會有優勝劣汰，人員會有轉崗分流。有網友擔憂，這是否會引起大規模失業？如何有效化解這種沖擊？

　　蔡昉：去產能、降杠杆和處置僵尸企業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帶來一定的就業沖擊，形成典型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現象。如果宏觀經濟不發生大的周期性波動的話，這種現象不會是大規模的。同時，轉崗人員會在多長時間裡處於失業狀態，取決於勞動力市場功能和公共就業服務效率，他們在失業期間的生活會受多大影響，則取決於社會政策托底功能的完善程度。

　　總體而言，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改善生產要素的供給和配置，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從而達到穩定增長和擴大就業的效果﹔另一方面要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避免造成大規模就業沖擊。推進改革與穩定就業之間需保持平衡。具體來說，要按照以下原則，利用改革紅利把風險降到最低：防范化解風險的改革措施應盡早出台﹔改革紅利最明顯的領域率先推進﹔在改革紅利顯露出來的情況下，及時推進相關領域的其他改革。此外，還要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托底功能，提前做好兜底保障，確保民生鏈條正常運轉。

　　莫榮：要強化對勞動者的培訓和再培訓，提升他們適應新崗位的能力。建議把職業精神課程納入政府職業培訓補貼目錄，政府補貼的職業培訓資源要更多向勞動者職業精神和基本職業技能培訓等方面傾斜。

　　曾湘泉：我認為今后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失業現象。一方面，我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已經結束。目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鼓勵更多的人就業、提高勞動參與率成為重要任務。這對再就業困難群體有利好之處﹔另一方面，隨著增加總需求的宏觀政策不斷推出，就業市場的用人需求會持續擴大。特別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裡，若能切實落實減稅降費的力度，人力成本就會下降，這必然有利於企業增加效益，也會遏制企業減員勢頭，並不斷創造更多用人需求。

　　數據說

　　2018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61萬人，同比增加10萬人﹔年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3.8%，降至近年來低位。2018年1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4.9%，同比下降0.1個百分點。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551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81萬人。

　　（數據來源：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 李曉、姚曉丹、成亞倩、蔣新軍、王斯敏 實習生 王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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