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離不開教育，培養人才是為了未來而非過去。因此，如何塑造和改變教育系統以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發展，已成為當今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課題。教師作為對學生最具影響力的因素，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期望、挑戰、問題和發展，社會對教師的期望越來越高。安德烈亞斯·施萊歇爾博士在《世界智慧：如何構建21世紀的學校體系》一書中，就社會對教師的期望、支持教學的數字技術、教師職業主導權幾個方面，給我們不斷思考如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供了思路。

社會對教師的期望越來越高

我們期望教師能夠對所教的內容、對象以及學習方式有深刻而廣泛的理解，因為教師的認知影響著學生的學習。我們期望教師應該是這樣的：充滿激情、富有同情心、細心周到﹔以學習為中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勇於擔當﹔有效應對不同需求、背景和語言的學生，增進包容和社會凝聚力﹔為學生提供持續性評估和反饋﹔確保學生感受到被重視和接納。

我們期望教師能夠進行團隊合作，與其他學校和家長一起設定共同目標，並計劃和監督目標的實現。

我們還期望教師在當今“相互關聯”時代可以應對由數字化帶來的諸多挑戰，包括從信息過載到信息剽竊，從保護兒童免受網絡風險影響（如詐騙、隱私侵犯或網絡霸凌）到為學生設定充分適當的健康“媒介套餐”。他們能夠幫助兒童成為有批判能力的互聯網服務和電子媒體消費者，能夠作出明智選擇並避免有害行為。

大多數成功人士表示，至少曾有過一位教師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真正的影響。教師是學生的榜樣，在學生需要時提供情感支持，對學生的未來有真正的影響。這雖然是難以比較和量化的，但設計一個培養這些品質的工作組織將大大有助於確保每個學生的成功。

數字技術已經並且正在影響未來教育

雖然人們對數字技術的作用有不同看法，但不容忽視的是，數字化工具從根本上改變了學校以外的世界。數字技術處處為企業提供新的商業模式和機會，無法運用數字技術的人已經不能充分參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因此，為教師提供支持21世紀教學方法的學習環境，讓教師具備為學生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核心能力，數字技術應該發揮重要作用。

數字技術承擔著學校的許多任務，即使教學永遠不被數字技術取代，但那些花費寶貴時間遠離教學的日常管理和教導任務也已經被轉移到技術上。在衛生醫療領域，我們一般從觀察結果開始，到測量血壓、體溫、診斷，最后確定最合適的治療藥品。而在教育領域，我們傾向於以同樣的方式教導所有的孩子，這相當於給每個患者服用同一種藥。而當多年以后我們發現結果不盡如人意時，便將這一切歸咎於“患者”的動機或能力，這顯然是錯誤的。對於人們學習什麼、如何學習、如何豐富和擴大優秀教師隊伍和教學范圍，數字技術使我們找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全新答案。

數字技術幫助我們獲得新的教學方式

我們需要以各種方式擁抱數字技術，它將教師從既有知識的傳授者轉向知識的共同創造者、教練、導師和評估者。迄今為止，智能數字學習系統不僅可以教學，還能觀察你如何學習，知道你感興趣的任務和想法以及你覺得無聊的問題。系統可以根據個人學習風格制訂適應學習者本人的學習計劃，比任何以往傳統課堂設置都更精准清晰。與此相類似的，虛擬實驗室為個人提供能夠設計實驗、開展實驗並從中學習的機會，而不僅僅只是了解它們。

數字技術不僅能夠幫助教師和學生獲取遠遠超過課本以外的專業材料，而且能夠用多種方式方法彌合時間和空間的問題。同時，技術還能夠支持新的教學方式，真正讓學習者成為參與者。目前已經有許多技術增強體驗式學習的案例，如通過技術進行基於項目的學習，促進實踐活動、合作學習以及形成實時評價等。此外，還有許多技術支持學習的有趣案例，如基於最先進教學設計的交互式非線性課件，用於實驗和模擬的復雜軟件、社交媒體和教育游戲等。這為開發21世紀知識和技能提供了必要的學習工具。不僅如此，現在一名教師借助技術就可以教育和激勵數百萬名學習者，並向整個世界傳遞他們的想法。

數字技術幫助我們建立協作式生態學習系統

數字技術最顯著的特點是它不僅能為個體學習者和教育者提供服務，而且能夠建立一個協作式生態學習系統。我們可以通過數字技術建立學習者社區，從而使學習更具有社交性和趣味性。協作式學習可以增強目標導向、學習動機、持久性和有效學習策略的發展。同樣，數字技術也可以用於建立教師社區，以幫助教師分享和豐富教學資源和實踐，並促進專業成長和專業實踐制度化的合作。它還可以幫助政府和系統領導者開發和共享課程設計、政策和教學法上的最佳實踐。設想一下，如果能夠搭建一個巨大的眾包平台，教師、教育研究人員和政策專家能夠為實現教育目標共同合作策劃相關內容和教學實踐，世界各地的學生也都可以獲得最好的、最具創新性的教學體驗，這種學習環境值得期待。

數字技術為我們創造共享文化

數字技術在教育中應用的另一個角度就是大數據。通過新的數字空間，教育系統能夠分享所有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從而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將教育數據投入公共空間本身並不會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學校的運作方式。這也是許多行政問責制度令人沮喪的不足之處，人們可以收集數據，但他們可能不會採取任何措施進行教育實踐的改變。

在當前教育系統的“真實”模式中，信息就像刻在石頭上一樣一成不變，而要想將數字化廢氣轉化為數字化燃料，並讓數據成為改變教育實踐的催化劑，必須走出這種模式。這也是將透明化與協作式管理相結合的方式。因為在通常情況下，教育機構均由那些坐在遠程管理部門的專家進行管理，由他們決定影響成千上百萬學生和教師的教育內容、規則和條例，很少有人清楚這些是如何進行決策的。

如果我們能夠使這些決策所依據的數據向所有人開放，並使一線教師作為創造者進行實驗，那麼大數據就可以幫助人們對社會產生更高的信賴感。如今，“公眾協作消費”的力量已經讓我們感受到共享經濟的力量，人們通過網絡市場與陌生人一起共享汽車、共享公寓。協作消費已經使每個人都能成為微型企業家——其背后的驅動力正是陌生人之間的信賴感。

作為2012年PISA測試中最好的教育系統，上海教育界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值得一提。2013年安德裡亞斯·施來歇爾博士訪問上海時，發現這裡的教師都在利用數字平台進行課程計劃的分享。這一方式並不罕見，但與眾不同的是，這一平台與教師的聲譽指標相結合。其他教師下載、評論或改進課程的次數越多，分享教師的聲譽就越高。最后在學年結束時，校長不僅要看教師教的怎麼樣，而且還要看教師對專業教學改進和更廣泛的教育系統作出了哪些貢獻。

這不僅是教師如何識別和分享最佳實踐的絕佳案例，對於以績效薪酬作為鼓勵教師專業成長和發展的一種方式而言，意義更加重大。由於把整個專業性作為評估的重點，而不是由脫離實踐多年的某個上級領導的觀點所決定，這種方式更加公平公正。得益於這種方式，上海創建了一個龐大的教師開放資源社區，並通過挖掘人們對奉獻、合作並為其貢獻得到認可的渴望，使教師的創造力得以充分釋放。尤其是隨著價值越來越難以通過命令和控制進行垂直化創造，人與人之間的橫向聯系和相互合作日益擴大，如何運用數字技術有效擴展優秀教學的范圍有了一個生動的體現。

數字技術並不能取代教師教學

2015年OECD發布了一份關於學生數字技能及其學習環境的PISA報告，結果表明，技術尚未在課堂上被廣泛採用。在2012年的PISA調查中，僅有約37%的歐洲學校擁有高端設備和高速互聯網連接。但是，當被問到他們的學校在計算機和互聯網連接方面是否配備齊全時，80%-90%的校長都給出了肯定回答，即使在設備明顯不符合標准的許多國家依然如此。那麼，技術真的不那麼重要嗎？還是學校領導者不了解未來數字技術改變學習的潛力？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課堂上使用這些技術，它們對學生表現的影響似乎也很復雜。PISA對學生的數字素養技能以及學生在學校使用計算機的頻率和強度進行測試。在學校適度使用計算機的學生往往比那些很少使用計算機的學生學習成績更好。但是，即使考慮過社會背景和學生人口統計的數據后，在學校經常使用計算機的學生在大部分學習成績上表現更糟（見圖表1）。可見，真實的課堂與願景還有一段距離。

PISA結果表明，在數字技術教育方面投入巨大的國家中，學生成績並沒有明顯改善。技術在彌合優勢與弱勢學生之間的知識和技能鴻溝方面幾乎沒有幫助。簡而言之，對於在數字時代如何為學生創造平等機會，相較於通過增加或補貼學校的高科技設備，保証每個孩子在閱讀和數學方面達到基准水平似乎仍然效果更好。對所有這些的一種解釋是，建立深刻的、概念性的理解和發展高階思維能力需要密集的師生互動，而數字技術有時會分散這種人際交往和參與。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們尚未完善那些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的教學法。在19世紀的學校組織、20世紀的教學實踐中加入21世紀的技術，這種做法隻會削弱教學的有效性。

總之，雖然數字技術能夠放大良好的教學，但並不能取代教師教學。如果我們繼續以分散的方式向學校灌輸技術，將無法實現技術的未來潛力。國家需要制定政策並使教師具備實現目標的能力﹔同時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地建立對數字教學的支持。未來的教師應該能夠充分利用技術，幫助學生認識到學習的價值，而不僅僅是獲取知識的內容﹔他們是富有想象力的基於問題解決的環境設計者，是對學生批判性評價和元認知的培養者。

由此，當聽到有人認為數字技術將會讓教師變得多余時，我們完全不必擔心。因為教學的核心始終是關系型的，社會將越來越需要有能力培養和支持學習者的人。

教師職業的主導權必須得到加強

優質教學的核心不是技術而是主導權。許多人認為不能賦予教師和教育領導者更大的自主權，因為他們缺乏管理的能力和專業知識。這有一定道理，但是簡單延續一種規范的教學模式不會產生充滿創造性的教師，正如那些隻被訓練過加熱漢堡包的人不可能成為主廚是一個道理。相比之下，當教師感受到自己是課堂的主導，當學生對學習產生主人翁意識時，有效教學才會產生。所以，如何實現有效教學，答案是信任、透明度、專業自主權和專業協作式文化能夠同時得到加強。

2011年，荷蘭教育部制定了以教師為主導的專業標准，最初政府擔心將這個問題交給教師解決可能會犧牲必要的嚴謹性，並形成一套基於最低共同核心的專業標准。但結果恰恰相反，當時的教育、文化與科學部的國務秘書桑德爾·德克爾表示，荷蘭的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作出比這個專業標准更好的了。

從中我們可以發現，讓教師參與制定專業標准是建構專業知識體系的好方法。事實上，為了使教學標准以專業性為主導，教師必須在設計中發揮主要作用。如果要使評估系統充分有效，教師必須參與設計評估方法，這也是對教師專業性、技能和經驗的重要性以及責任感范圍的認可，教師也會因此更加樂於接受評估。因此，評估系統的設計者需要與教師的專業組織和卓越教師共同合作。此外，與其他的專業人士一樣，教師也有維護自己職業標准和聲譽的強烈願望。

但最重要的是，隨著21世紀學校系統變革的步伐，教師必須肩負起職業的主導權。因為即使是目前最緊迫的工作，將政府主導型課程轉化為課堂實踐型課程也需要數十年時間，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通過系統的不同層次進行目標和方法的溝通，以及建立相應的教師教育程式。所以，當學生的學習內容和方式變化如此迅速時，這種緩慢的實施過程也會導致學生需要學習的內容與教師教學內容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而縮短這種時間差距的唯一方式就是專業化教學。為此，教師不僅要深刻理解作為產品的課程，還要深刻理解課程設計過程以及最能有效傳達課程背后理念的教學法。

學校在應對未來學習者有價值的內容時，面臨著嚴峻挑戰。主題內容中將會有越來越少的核心知識，越來越多的良好教學情境。當今時代仍有許多課程致力於讓學習者掌握一個不再存在的靜態世界。這種類型的課程仍在分級官僚機構中以工業方法進行提供，他們不需要教師對教學設計提出高級的專業見解，但是顯然這並不足夠，現在需要考慮的是課程整體快速流動的知識創造體系。

隨著規范化方法的減弱，課堂實踐者的地位需要加強。雖然政府可以制定課程方向和目標，但教學專業化需要掌握教學系統，政府同樣需要找到支持和實現專業化的途徑。然而，不斷增加的專業自主權也意味著充滿挑戰的特殊實踐，這意味著從每一位有自己單獨教學方法的教師轉向共同使用有效專業實踐的做法，從而使教學不僅僅是一門藝術，更是一門科學。這就是上述上海教師合作案例所真正體現的。

我們不應該因其自身緣故，而把自由視為一種非傳統的觀點。假設你是一名飛行員，你告訴你的乘客，你被教導要靠風迎風，但這次你想要試著隨風降落，你的乘客一定會感到十分焦慮。因此，對於學校領導而言，他們需要平衡這樣一個事實，即一方面教師可能認為“隨風降落”是一個好主意，另一方面需要提升他們對專業的自主權和主導權。因為許多教學領域並沒有明確的實踐標准，教師可能會認為在所有領域都應該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即使在那些事實基礎已經完備的領域。因此，當專業實踐尚未達成共識時，一旦領導者引導他們走向已選好的領域，教師可能會覺得主導權的喪失。

找出哪種教學方法最適合哪種情境是需要時間進行研究、合作的，以便於好的想法能夠傳播並擴展到整個專業領域。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從工業化工作組織向以教師和學校領導者為核心的真正的專業工作者組織轉變，其中包括以專業控制規范取代官僚行政控制形式。反過來看，賦予教師更多的專業自由權也將使他們有更大的自由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的空間。這些在高度規范的學習環境中難以培養，支持這種轉變也是我們對21世紀教育政策的巨大期望。

（作者單位系北京師范大學繼續教育與教師培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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