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新聞編輯李靜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機，回復未讀的來稿信息。隨著她熟練地在手機鍵盤上敲出“sh”和“d”兩個聲母，智能的輸入法迅速將漢字“收到”發送出去。

學習漢語還不滿半年的荷蘭的留學生文森特，對古老北京的角角落落充滿興趣。雖然認識的漢字有限，他還是憑借路牌上的“NANLUOGU XIANG”准確找到了南鑼鼓巷，並且以同樣的方法，踏足了一個又一個巷子深處的胡同。

“小女孩張開嘴‘a’，大公雞昂著頭‘o’,白天鵝倒影在水中‘e’。”每年九月，新入學的一年級小學生，都會在語文課本的第二章開始漢語拼音的學習，這也是他們學習中國漢字的起點。

從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批准並決定推行《漢語拼音方案》起，漢語拼音已經走過六十年。從學習漢字到推廣普通話，從文本輸入到信息溝通，從教育普及到國際交流，漢語拼音早已嵌入到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須臾不可缺少。

百年探索，凝聚數代人智慧的結晶

新中國成立之時，多年的戰亂令社會滿目瘡痍。根據相關資料統計，當時全國5億多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回憶起當年制訂並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初衷，時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之孫吳本淵說：“其實當初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用一個好方法來掃除文盲。”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國成立的第十天，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宣告成立。擺在吳玉章及專家們面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採用什麼樣的字母形式來制定漢語拼音方案。

明清時期，來華傳教士利瑪竇最早使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后來，英國人創制的“威氏拼音”一度盛行。不過，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認為，這些外國人給漢字注音隻能算是“外國人為外國人而拼音化”，“是他們自己為了便於學習中文而創造的權宜之計”。

中國人對拼音的探索，始於盧戇章1892年所著《一目了然初階》，創造了57個音節雙拼的符號。在此之后，相繼出現了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章太炎的注音符號、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瞿秋白的拉丁化新文字等。但這些漢語拼音方案都因為無法准確適應漢語的特點，最終沒能推廣下去。

在當時，拼音方案的選擇也引起了社會群眾的廣泛參與。周有光先生曾在文章中記載，從1949年協會成立至1955年，共收到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共633人寄來的655個漢語拼音文字方案。

數番討論、幾易其稿，《漢語拼音方案》終於在1958年2月11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被正式批准通過。方案採用了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實行音素化的拼音方法。從當年秋季起，全國的小學一年級開始教學拼音字母。華夏五千年的漢字語言從此有了標准、規范的讀音，“語同音”從夢想照進現實。

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杜佔元在《漢語拼音方案》頒布6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表示，方案既承繼歷史，又發展創新，既是許多代人智慧的結晶，又充分發揮了現代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聰明智慧。

60年來，推行《漢語拼音方案》與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三大語言文字工作任務，在普及國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我國的文盲率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80%以上下降到4.08%，識字人口使用規范漢字的比例超過95%，普通話普及率達到73%以上。

融入時代，古老漢字駛入信息化快車道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尤其是信息技術應用帶來的深刻變革，漢語拼音早已不再是單純的掃盲工具。在推動漢語現代化和信息化、少數民族文字創制、手語和盲文研制、漢語國際教育等方面，漢語拼音彰顯出強大而持續的生命力，遠遠超出了制訂者們的最初構想。

現如今，以漢語拼音為基礎的漢字輸入法已經被普遍應用到電腦、手機等終端設備，為互聯網的迅速普及起到了奠基作用。得益於當年方案所採用了拉丁字母，當我們輸入漢字時，無需改造就可以直接使用國際標准鍵盤。

在人名地名拼寫、圖書排序檢索、旗語燈語設計、產品型號編制、人事檔案、戶籍管理等領域，漢語拼音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半個多世紀來，《漢語拼音方案》的推行，讓古老的漢字走上了服務社會的“快車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南方科技大學李藍說，“在壯、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黎、納西、白、土、瑤等少數民族研制新文字時，漢語拼音方案是其的重要基礎和前提。”據了解，以《漢語拼音方案》為依據，國家幫助12個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進了16種拉丁字母形式的民族文字。

漢語拼音同樣深刻影響了我國殘疾人教育事業的發展。中國盲文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張偉表示，“《漢語拼音方案》的推行使手語、盲文和漢字、普通話有了密切聯系，為國家通用手語和通用盲文的研制、推廣和使用創造了條件，為殘疾人平等充分參與社會生活、共享社會文明的發展成果提供了便利。”

近年來，漢語國際教育的快速發展，也直接得益於《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廣。“由於漢字表意文字的特殊性,外國人無法從漢字字形上獲得讀音，所以初級階段一般都採取拼音先行的方法來幫助漢語初學者快速入門。”國家漢辦副主任趙國成說。目前，在全球147個國家和地區設立的526所孔子學院和1113個孔子課堂中，漢語拼音是重要的教學手段和工具，大大推動了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傳播。

面向未來，搭建國際交流的文化津梁

周有光先生在《漢語拼音方案》行世五十周年時曾撰文：“五十年來，漢語拼音的應用擴大，快速驚人。原來主要應用於教育領域，現在顯著地應用於工商領域。原來主要是小學的識字工具，現在廣泛地發展為信息傳輸的媒介。原來是國內的文化鑰匙，現在延伸成為國際的文化橋梁。”

作為中國代表，周有光在1979年向國際標准化組織提出把《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國際標准的建議。1982年，《ISO 7098 文獻工作——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在國際標准化組織第19屆會議上正式通過，漢語拼音從中國的國家規范成為國際標准，邁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北京的城市譯名從“Peking”變為“Beijing” 奧運會吉祥物“福娃”譯名由“Friendlies”改為拼音“Fuwa”……時至今日，《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標准，已成為國際共識。

87歲高齡的國家語委原副主任陳章太用“前后兩個30年”來評價《漢語拼音方案》頒布六十年來的實踐。在他看來，前30年主要是為漢字注音，拼寫普通話，掃除文盲，普及學前教育，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后30年則主要體現在為滿足國家改革開放和大數據時代的要求，在信息網絡化、智能化、國際化等方面作用的充分呈現。

“造福社會，聯結古今，融通中外，影響深遠。”在紀念座談會上，杜佔元談到《漢語拼音方案》的歷史功績時說。他同時指出，“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賦予了語言文字事業發展新內涵，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

他強調，要進一步發揮漢語拼音在農村和民族地區等教育薄弱區域的基礎工具作用，為實現“語同音”的千年夢想打通“最后一公裡”﹔進一步發揮漢語拼音在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發展中的基礎作用，提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信息處理智能化水平﹔進一步加強漢語拼音理論和實際應用研究，加強語言文字規范標准建設﹔進一步發揮漢語拼音文化工具和國際標准的橋梁紐帶作用，助力文化強國建設。

六十載滄桑砥礪，一甲子春華秋實。從識字工具到文化津梁，漢語拼音身披榮光，再踏征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語言文字先行“開路”，喚起民心相通，一幅共同發展繁榮的時代畫卷正徐徐展開。面向未來，漢語拼音與千年漢字雙翼齊振，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讀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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