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揚（中）和學生在一起。 （復旦大學供圖）

他有很多頭銜和成就——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西藏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發表論文200余篇，獲國家發明二等獎一次，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三次……但他更願意稱自己是“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學家，一名來自上海的援藏教師”。他說，人這一輩子，不在乎發了多少論文，拿了多少獎項，留下來的是故事。

他有很多傳奇——15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后從無線電專業轉行植物學和生物信息學，短短幾年就站上這一領域的學術前沿﹔33歲時已是一名副局級干部，前途一片大好，卻毅然放棄所有職級待遇，來到復旦大學做一名普通教授﹔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30余年，學術援藏16年，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萬公裡，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幫助和推動了西藏大學的植物學專業從“三個沒有”：沒有教授，教師沒有博士學位，沒有申請過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到創造一個又一個“第一”，不僅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空白，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他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參與SARS病毒和血吸虫基因組的進化研究，獲得重大突破﹔科普類暢銷書《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的中文版譯者﹔2010年上海世博會英國館種子殿堂裡40%種子的提供者﹔義務參與上海科技館科普工作17年，撰寫大量中英文圖文版，是深受青少年歡迎的明星專家和科學隊長。

他叫鐘揚，一位擁抱時代的先行者，一位播種未來的追夢人，他是先鋒者，更是奉獻者。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追逐夢想，都在奉獻祖國，他是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學家。

2017年9月25日清晨，在為民族地區干部授課的出差途中遭遇車禍，鐘揚53歲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消息傳開，網上網下，人們自發地追思他，懷念他。

他說，最好的植物學研究一定不是在辦公室裡做出來的，祖國那些生物資源豐富的地方才是生物學家最應該去的地方。所以，他選擇了西藏，因為那裡是國家生態安全戰略重地。從2001年起，鐘揚10年自主進藏開展科研，此后更連續成為中組部第六、七、八三批援藏干部。

16年間，他的足跡遍布西藏最偏遠、最艱苦、最荒蕪的地區，經歷過無數生死一瞬。他一直對學生說，“隻要國家需要、人類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去做”“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他深知，種質資源事關國家生態安全，事關整個人類未來。他致力於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他把論文書寫在祖國的山川大地，他用生命在天地之間寫就壯闊的時代故事。

2015年，鐘揚突發腦溢血，死裡逃生蘇醒后，第一時間口述記錄下一封給黨組織的信：

“這十多年來，既有跋山涉水、冒著生命危險的艱辛，也有人才育成、一舉實現零的突破的歡欣﹔既有組織上給予的責任和榮譽為伴，也有竇性心律過緩和高血壓等疾病相隨。就我個人而言，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在同事的記憶裡，他是與時間賽跑的人。他的衣袋裝著很多小紙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待辦事項，每做完一項就用筆劃掉。每次出差都選擇最早班飛機，隻為到達后就能立即開始工作﹔他常在辦公室工作到半夜，鬧鐘固定設在凌晨3點，不是用來叫他起床，而是提醒他到點睡覺﹔突發腦溢血后，隻住了十幾天醫院就重新投入工作，而當時的他甚至連午餐盒都無法打開﹔他的隨身聽裡是請學生錄的藏語聽力教材，他說：“沒人規定援藏干部要學藏語，但是用藏語，是表達尊重的最好方式。”

“在我的課題組裡，學生才是上帝。”這不是鐘揚的一句玩笑話，在他的實驗室裡，每個學生做的都是最適合自身的研究。在他眼裡，每個學生都是一顆珍貴的種子。就像收集種子一樣，他用心培養，因材施教，期待他們長成參天大樹。鐘揚特別喜歡招收少數民族學生，他認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人才尤其難，但培養好了，這些學生回到家鄉，就能成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軍。十幾年間，他培養的學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雲南等西部省份。他說，“我有一個夢想，為祖國每一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

忙碌的科研教學之余，鐘揚還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大眾科普教育事業。在他看來，最應該做科普的就是一線科學家。他說，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事業，而科學家的特質就是從中提取歡樂，然后把科學和歡樂一起帶給大家。

歷經多個領導崗位，鐘揚永遠嚴格自律、簡朴廉潔。一條29元的牛仔褲陪他跋山涉水，3件短袖襯衫就可以過一個夏天。他從不對職務待遇、收入條件提任何要求，他心裡想的隻有做事，做對國家有用的事。

告別會上，鐘揚80多歲的父親對治喪小組提出了家屬唯一的要求：“隻希望在悼詞裡寫上，‘鐘揚是一名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記者 顏維琦）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