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行思錄》 張曼菱/著

　　2015年5月12日，部分西南聯大老校友參加大型專題文獻《我的西南聯大》首發式。

　　西南聯大老照片

　　部分西南聯大老校友參加《我的西南聯大》首發式。

　　中科院院士、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現任會長潘際鑾

　　西南聯大校友會印發的會刊

　　潘際鑾收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錄取通知書，是在1944年，正值16周歲。

　　他出身書香門第，總聽到父親談及工業救國。“當時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設國家了。”如今在清華大學的辦公室裡，潘際鑾笑著說。陽光隔著窗，洒在他身前的茶幾上。

　　這位老人如今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被稱為中國焊接第一人。作為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的現任會長，潘際鑾時常在許多場合回憶西南聯大。

　　他還記得母校的樣子。泥土板筑成的圍牆裡，是120畝的校園，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

　　校門並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額懸在大門上方，進門就是一條稍寬的土路。教室的屋頂是鐵皮的，宿舍的屋頂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風。幸好昆明的氣候好，不會凍著人。

　　戰爭年代，一間宿舍裡，擠擠挨挨地擺著20張雙層床，住滿40個學生，沒有多余的地方擺書桌。宿舍裡沒有燈，天一擦黑，就看不見書了。

　　“窗戶就這麼大。”潘際鑾伸出雙手比畫著，“木頭格子上糊著竹子做成的窗戶紙，半透明的，現在的孩子們都不知道那種紙了。”

　　“那時候，我們這些學生，總愛唱三首歌。”當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面兒，潘際鑾輕聲哼唱起《鬆花江上》的第一句。“每個人都在想，總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畢業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歌詞的第一句就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填的是一闕《滿江紅》。

　　潘際鑾慢慢陷入回憶，低聲念著校歌最后幾句：“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念著念著，他又微笑起來，眼睛裡像是閃著光，“那是羅庸和馮友蘭寫的歌詞，非常悲壯的。歌詞裡的這些願望，最后都實現了。”

　　三校南行

　　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個月，唱出了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血與淚。

　　唱過這首校歌的老師和學子當中，后來有168人當選國家“兩院”院士，有2人獲得諾貝爾獎，5人獲得科學進步獎。兩彈一星功勛專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聯大的學人。

　　“那個時候，國家都快要亡了，我們讀書的時候，哪裡會想著就業、賺錢啊這些事，都是想著學好了，怎麼才能救國。”潘際鑾說。

　　炮火降臨在清華園的時候，后來的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吳宓教授，正抱著被子坐在床上，牆壁因轟炸而抖動落土。哲學系教授馮友蘭身穿長衫，戴著圓框眼鏡，手無寸鐵，卻在國軍撤出北平后，與同僚相約，一同巡邏護校。

　　南開大學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變”之后，遭到日軍連續數日的飛機轟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毀於一旦。

　　當時在南開就讀的學子申泮文，親眼看著“挂著日本旗子”的飛機，從南開校園上方飛過，將炸彈丟下來。申泮文后來去上海參加了淞滬會戰，之后又去了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就讀。

　　這些故事，都被作家張曼菱記述在著作《西南聯大行思錄》當中。

　　張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聽著父親講述西南聯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復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學。20年后她回到雲南，開始尋訪西南聯大的學人。2007年，《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光盤制作完成，時長近900分鐘。她把這項工作稱作“搶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開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這一天，都要穿著一身黑衣服在校園裡走。”張曼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后來有人勸阻他，說現在學校對國際開放了，也有日本學生，這樣做不合適。可是，記住曾經遭受的苦難，又有什麼不合適的呢？”

　　說到這裡，張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見到當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梅祖彥在西南聯大就讀時，尚未畢業就自願報名參軍，給美軍在華作戰的飛虎隊做翻譯。也正是因為從軍，梅祖彥最終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的畢業証書。

　　據梅祖彥回憶，當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是空軍的飛行員，在淞滬會戰中犧牲。

　　1938年4月，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三校，陸續從北平和天津撤離南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就像在校歌歌詞裡的那句“辭卻了五朝宮闕”所形容的那樣。

　　當時，聞一多帶著幾個孩子從天津坐船離開，路上遇見詩人臧克家。

　　“你那些書怎麼辦呢？”臧克家問他。

　　“大片大片國土都丟掉了，幾本書算什麼。”聞一多回答。

　　吳宓是那年的11月4日離開北平的，臨走時他寫了首詩，“鳥雀南飛群未散，河山北顧淚常俱”。那一天，北平籠罩在濃霧當中，而他在慶幸師生們不會失散。

　　南遷的三校師生，在長沙暫時停駐，最終落腳在昆明。3所校風迥異的大學聯合成了一個，而3位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成為這所聯合大學的籌備委員會委員，也就是后來的聯大“三常委”。

　　“當時，梅校長是3位校長裡最年輕的，也是最具憂患意識的。在‘七七事變’之前，日軍還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開始轉移清華大學的物資。后來，清華的資料和教學設備，是三校當中保存最多的。”張曼菱說。

　　起初，3位校長輪流擔任常務委員會主席，任期1年。但由於蔣夢麟、張伯苓都在重慶任職，隻有梅貽琦長年在昆明，輪任制度最終沒有實行，始終由梅貽琦主導聯合大學的校務，成為實際上的校長。

　　這所特殊歷史條件下成立的聯合大學，隻存在了8年零11個月，但用潘際鑾的話說，它具備的師資條件，與學生的成材率，卻是空前絕后的，“無法復制”。

　　百年陳酒

　　昆明這座西南邊陲安靜的山城中，猛然迎來了一大群“有大學問”的人。這些人是當時最具名望的大學者，其中許多位，“蔣介石見了都要讓三分”。

　　那時候，大學校長也沒有什麼行政級別，學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貽琦就不是什麼‘官’，但不會有人不尊重他。”潘際鑾說。

　　學者為昆明的市民演講，“聞一多講詩，劉文典講《紅樓夢》，吳晗講形勢”，直講得“台上失聲痛哭，台下群情激奮”。

　　“九葉”詩派中唯一的女性詩人鄭敏，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聯大的老師，都像是“幾百年的陳酒”。

　　當時，哲學系沒有月考和期中考試，隻需要期末寫論文。課程都是“啟發式”的，沒有課本，但老師“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書”。

　　“我接觸的老師，什麼時候見到他，你都覺得他是在思考問題。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連在一起，並不只是上課時是一副教書的樣子，而是什麼時候都是這個樣子。”鄭敏在接受張曼菱的採訪時回憶說。

　　西南聯大哲學系的老師們都是帶著自己“一生研究的問題”站在講台上講課的。鄭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講的是康德。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邊抽著煙斗，一邊把自己對康德理論思考的過程拋給學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懷疑的、不確定的，都講出來，讓學生跟著他一起思考，而非僅僅是提供一個標准的答案或考試大綱。

　　“這種求索的傳統和質疑的智慧，現在大學已經丟失了。”張曼菱在《西南聯大行思錄》中寫道。

　　她去南開大學採訪陳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樓裡，這位數學大師，就坐在一間更加袖珍的書房中。陳省身的輪椅進了屋子，其他人就轉不開身了，攝制組的機器甚至無法進入房間。

　　張曼菱覺得書房太小，但陳省身說，“夠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講授微分幾何，戰時動蕩的環境，和逼仄的住宿環境，讓他養成了習慣，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思考。

　　“他的書桌上放著一張紙，上面寫著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數學問題。他沒事兒就會看看，這就是他的生活。”張曼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在昆明期間，陳省身與華羅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間屋子。三位教授當時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沒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開開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樣。

　　當大半個中國淪陷時，許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聚集在西南聯大，教書育人。很多原本是帶碩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於時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書法家葉公超早年赴美留學。他在西南聯大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學生第一次見他，都有些驚訝。這位留過洋的教授一點也不洋氣，反而穿著一件最尋常的長袍大褂，垂著袖子，雙手背在身后，捏著個本子，“搖頭晃腦地”就進了教室。學生一看，都問，“這就是葉公超啊？”

　　他手裡拿著的，是個英文的劇本。從第一排開始，他讓學生挨個兒站起來，讀一句台詞。每個同學讀完了，葉公超就隨后一指，“你坐在這裡”，“你坐到那邊去”。

　　全班人被他打亂了座位，漸漸分成了幾撥兒。學生看著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讀完了，葉公超這才一個一個地指出來，“你們是江蘇人”，“你們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個來自蒙古的學生之外，其他所有帶著口音的英語，他全都聽出來了。

　　學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課上，他一個一個地糾正學生的發音問題。期末考試，他依舊是把學生一個個叫進辦公室，讓他們讀一段文字。

　　同樣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譯家吳宓，在英文發音上就並不強求標准了。

　　但吳宓另有讓學生震懾之處。他講的是英國文學史，課上講起什麼詩詞，從不用看書，每一首都是當場背出來的。他翻譯不同時代的英文時，會用同一時代與之對應的中文來翻。古英語的詩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譯，現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譯。

　　“怎麼能拿一個古代語言的文字，跟另一個現代語言的文字對照翻譯呢？”他反問學生。

　　即使在戰亂中，吳宓依然保持著“風雅興頭”。他在昆明時，成立了一個“石社”，要入社的成員，寫文章將各自比喻為《紅樓夢》中的一個人物。這位文學史家自比為紫鵑，“杜鵑啼血，忠於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員，都自比為“迎春”，男社員都自比為“薛蟠”。據張曼菱推測，戰亂年代，大學生的個性正“走向民間，變得粗獷”。對吳老師的這種“純美與唯美”，學生也忍不住調侃了起來。

　　吳宓一怒之下，“石社”當即解散。

　　聯大學風

　　在進入西南聯大就讀之前，潘際鑾是雲南省全省高中畢業生會考第一名。可大學第一學期的期中考試，他的專業課物理，就拿了一個不及格。

　　這對當時的他來說，簡直是“當頭一棒”。

　　教機械原理的老師劉仙洲，學生私底下稱其為“劉老大”，另一位教熱力學的老師孟廣吉吉，則被稱為“孟老二”。兩位老師都以嚴格而著稱，孟老師時不時還會在上課前來一次突擊小考。

　　“平時上課我聽得很認真，沒想到考試一下來了個不及格。從那時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聯大的老師，不僅是要求我們學會他們在課上講的內容，還要求我們自學，把課上沒有講到、但是又相關的原理，自己融會貫通。”潘際鑾坐在沙發上，一邊回憶一邊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個有些小得意的微笑：“從那次不及格之后，我的成績就一直排在前邊啦。”

　　說起西南聯大學風的嚴謹，潘際鑾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據潘際鑾解釋，那時工科考試計算題很多，計算的工具是計算尺，可以算出復雜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數字。考試很嚴，時間很短，需要非常熟練地“拉計算尺”。定位要在“拉計算尺”后，自己根據算試，推算出結果。如果定位錯了，就給零分，如果有效數最后一位錯了，得一半分數。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王希季在校時，一次考試中，就曾因小數點錯位，得了零分。

　　當時在西南聯大，考試不及格不能補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門基礎課考不過，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為止。西南聯大沒有學年的限制，採用選課制與學分制相結合的制度，學生如果有基礎課一直學不好，可以換專業讀下去。

　　當時學校招生，並沒有全國統考。求學者或是拿著自己讀中學的成績，或是拿著參加會考的成績，前往心儀的大學提交申請。潘際鑾同時被兩所大學錄取了，他選擇了西南聯大。

　　學校不會開除學生，實在讀不下去的，往往會自行離開。西南聯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隻有3800名最終得到了畢業証書。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參軍、戰亂離散等原因離開的學生，也稱得上是寬進嚴出。

　　西南聯大的學生，喜歡跨系、跨院地去旁聽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老師也同樣喜歡互相旁聽，時不時還要進行一些“學術對話”。

　　“無論是制度，還是校風，西南聯大的輝煌，現在都無法再復制了。”潘際鑾搖著頭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感慨。

　　一邊講著課，教授一邊還需艱難地維持生計。

　　著名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趙忠堯，在西南聯大教實驗物理學。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曾是趙先生的學生。時局最艱難時，趙忠堯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買回油和鹼，放在一個大汽油桶裡燒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區的一處院子裡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車推出去，賣給化工廠，這才養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趙忠堯都得等肥皂交了貨，才回到家中開始備第二天的課。

　　抗日戰爭結束后，趙忠堯前往美國，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數年后他歸國，從美國帶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實驗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節約的錢，自己購買的。我國第一台質子靜電加速器，就是基於他帶回來的這些材料，最終裝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趙忠堯做肥皂，文科教授聞一多制印。

　　從北平逃難出來時，聞一多沒帶什麼細軟。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計艱難，聞一多隻好憑著刻圖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聞一多交情好，將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給了聞一多。

　　學校裡的許多教授，都幫著聞一多打起了廣告。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梅貽琦、朱自清、沈從文、蔣夢麟等11位教授一起簽了名。

　　簽名的教授當中，不乏平時與聞一多針鋒相對、意見不合的。當時的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即使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相左，對於對方的學問，往往也會有“相當的尊重”。

　　“這就是君子之風，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見，也不打算讓你餓死，活不下去。”張曼菱總結。

　　山城回憶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潘際鑾還記得在母校門口茶棚讀書的場景。

　　宿舍裡沒法上自習，圖書館也很小，隻有不到300個位子，而在校的學生卻有兩三千人。學生走出了校門，走到學校附近青石板鋪就的街道兩旁，一眼望過去，都是當地百姓開設的茶棚。

　　潘際鑾拿起筆，隨手在一張報紙上畫了起來，畫的是記憶中那些茶棚的樣子。

　　每天清晨，這些沿街的茶棚將門板一扇一扇打開，一塊小小的空間就圈了出來，能“擺得下三四張桌子”。一壺茶隻要5分錢，能喝一整天，幾條街上的茶棚裡，坐滿了自習的學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文章，專門回憶讀西南聯大時昆明的茶館，他在茶館裡，寫出了文學生涯中最初的幾篇小說。

　　李政道是1944年轉入西南聯大就學的。對昆明的茶館，他的印象同樣很深。“他們（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沒什麼本錢，但是對大學生是特別保護的，所以我對雲南的人民非常感謝。”李政道在接受張曼菱的採訪時說。

　　西南聯大的學人，另外還有一個共同的記憶，便是“跑警報”。

　　當戰火向著西南邊陲蔓延，昆明時不時會遭到日軍的轟炸，日本飛機飛得很低，從人群頭頂上飛過去，並不扔炸彈，偏要故意朝著人群，用機槍掃射。

　　為了避開日軍騷擾的時間，西南聯大不得不改了上課時間，提前1小時上課，每節課改成40分鐘，爭取在日軍飛機飛來之前把上午的課上完。等飛機“往越南那邊”飛走了，師生再趕回來，繼續下午的課。

　　關於“跑警報”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師劉文典與沈從文斗嘴，劉文典問對方，“我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為了什麼？”

　　一向浪漫的吳宓，就算是記述跑警報這種事，也不乏浪漫筆觸。他在日記中寫道：“是為少男少女提供愛情絕佳之機會。”

　　據楊振寧向張曼菱回憶，有一陣子，師生幾乎天天跑警報。大家都跑到西北邊的山上，每人發兩個饅頭和一個雲南大頭菜，一直等到警報解除了才回去。學生在山上等得無聊，偶爾還要打打橋牌，以至於“橋牌都挺熟的”。

　　邂逅歷史

　　畢業近70年，潘際鑾可以在學生名冊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飛快地對記者背出自己當初的學號——33687。

　　當初在西南聯大，許多學生都對潘際鑾的學號有印象。那陣子，學校張貼成績單時，並不印著名姓，隻印著學號和分數。33687這個學號總是在前幾名裡，漸漸地，有些人記住了，這個就是潘際鑾。

　　這個學號，也印在潘際鑾的學生注冊卡片上，旁邊還貼著一張照片。當年16歲的他臉頰飽滿，中山裝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這位中國焊接第一人看著自己的舊照片，似是回憶母校，也似是回憶自己的青春。

　　張曼菱對西南聯大的“情結”，則起源於父輩的講述。她並沒能親歷西南聯大的輝煌，但她的父親，卻是在青春正盛之時，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聯大學人的言行舉止。

　　張曼菱用了將近20年的時間，用書和影像，梳理著這些關於西南聯大的、碎片般的記憶。她把她的梳理和採訪，稱作“搶救式”的。她想要在這些記憶的主人故去之前，將它們留存下來。

　　“西南聯大的學子，有很多人沒有那麼知名，但他們也同樣作出過很多貢獻。”張曼菱將自己的採訪經歷，稱為“邂逅歷史”。

　　每隔一段時間，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將回憶文章等打印成會刊，裝訂成冊，發給老校友。會刊用蠟紙做封皮，上面印著西南聯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會刊的期數。

　　許多老校友陸續去世了，家人並不把這些老人珍藏的會刊當回事，有的扔了，有的扎成捆賣了廢紙。張曼菱感到心疼，這些文獻都是寶貴的歷史資料。有老校友寫了《八百學子從軍記》，卻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憶自己如何逃課、湊學分，擠在窗戶下面旁聽受歡迎的教授的課。甚至有汪曾祺當初的同窗，回憶這位后來的文學家，如何留著長長的頭發，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隻扣兩個扣子，趿拉著一雙不跟腳的布鞋，抽著煙，一臉頹廢，每日在校舍中晃進晃出，像足了“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這些飽盛了回憶的會刊，也填滿了潘際鑾辦公室裡的半層書架。一張西南聯大校舍的舊照片，被他擺在書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畢業超過半個世紀之后，這些昔日的西南聯大學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學生活，依然會滔滔不絕。面對張曼菱的採訪鏡頭，李政道講了3個多小時，楊振寧講了4個多小時。

　　張曼菱還曾前往台灣，拜訪過9位解放后沒能留在大陸的老校友。

　　當張曼菱來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時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校友穿上了旗袍，打理了頭發，化了精致的妝，十分鄭重其事地接待了她。這使得張曼菱知道，對方是多麼重視與她的這次見面。

　　老人家談起自己在西南聯大的青蔥歲月，又談起在台灣的生活。話裡話外，隱約浸著些遠離故地的傷感。張曼菱從那位老校友家中離開時，老人站在窗邊，隔著柵欄，遠遠地目送她。

　　當時，張曼菱心中隱隱就有預感，這或許便是她最后一次見到這位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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