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大學時代攝

我的開放人生，從1977年的高考開始。

我從小在四川成都長大，父母都在鐵路部門工作，從小也隨父母輾轉在三線建設的工地上。我父親是浙江桐廬分水人，今天屬於杭州市。聽父親講宋代分水曾經出了17個進士，竟有16個出自王家。我母親是湖南人，出自一個書香世家，她的曾祖父歐陽厚君，曾是湖南岳麓書院最長一任山長。我從小在家就受到父母對我很大的影響。我還有個弟弟王輝進，也是77級畢業生，很早出國留學，與錢穎一和海聞等曾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發起人。

1977年，當代中國歷史風雲變幻的一年，無疑也是改變整整一代人命運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最初提出兩個重大舉措：對內恢復高考、對外派遣留學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作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畢業生，我在1976年初夏來到了地處四川丘陵地帶的金堂縣龍王公社，從一個城裡人轉眼間成了中國最底層的農民，過起了在茅屋中與老鼠共眠的日子。

遇到雨天，根本沒辦法穿鞋在泥濘的鄉村小路上行走，隻能光腳，大腳拇指要使勁壓住路面，這種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沒有自來水和電，照明靠每月配給的半斤煤油，看書燈芯都不能挑大了。飲水靠喝井裡不衛生的生水。為了接受再教育，我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就出門干活，到晚上十點才能收工，每天勞動隻能記七個工分，而不是農民老鄉的10個工分。即便如此，單純的對知識的渴望一直支撐著我如飢似渴地學習英語和各種知識，因為做鐵路工程師的母親和曾參與援建坦贊鐵路的父親不斷鼓勵我：知識能改變一切。我點起煤油燈看書學習到深夜，在蚊虫彌漫的酷暑，穿著長衣長褲渾身大汗地看書﹔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

那個年代也賦予年輕人滿腔熱情，我在日記本上找到了當年寫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終於去了，十七歲的我終於來到了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人生的道路就從這裡開始了。”然而，激情並沒有持續多久，就被殘酷的現實替代了。

到晚上，不通電的村裡簡直伸手不見五指，每天勞累一天回來還要自己做飯。四川農村做飯靠燒稻稈，煙熏火燎，我每做一頓飯，就被熏得淚流滿面。嚴重的挫敗感油然而生，繼而變成強烈的不理解和常常的絕望：為什麼古今中外都是隨著社會發展，人口不斷從農村遷移到城市，而我們卻恰恰相反？難道我的青春隻能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耗下去？同時我也在想，先進的國家都是把農村人口變成城市人口，而不是把城市人口變成農村人口，我堅信這只是暫時的歷史現象，我相信“長風破浪會有時”。除了每天堅持讀書以外，我還每天走三四裡地去公社取我訂的《參考消息》，每天晚上還要堅持收聽英語廣播講座，聽完了四川台英語講座，接著就收聽貴州台、雲南台。

1977年10月12日晚，我在農村的小茅屋中，聽到公社專線廣播的大喇叭中傳來消息：國家正式恢復在“文革”中被中止十年的高考制度，12月份就要高考。平地一聲驚雷，這個消息讓所有知識青年欣喜若狂。萬分激動的我知道，改變命運的機會來了，冥冥中感覺一直在等待這一刻。於是我趕緊翻出我的數理化圖書，復習起來。但是發現短短的兩個月的復習時間根本無法彌補沒有過的系統學習，於是我依仗我愛讀書的文科功底，特別是我多年堅持自學英語的基礎，報考了文科。

高考的日子到了，我在1977年12月的冬天裡，趕了30裡地，去到鎮裡的一所中學參加高考，兩天考下來，感覺要烤焦了，感覺沒有考好。但是多年的積累還是派上了用場，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了，人生就那麼關鍵的幾步，關鍵時候要能夠沖的上。過了一段時間，公社送來了體檢通知書，我又騎車60裡路去金堂趙鎮醫院參加體檢，過段時間又乘大巴去成都參加外語學院的口試，最后還有一次和廣外老師的面試，真有點過五關斬六將的感覺。

1978年2月的一天，我如願以償地收到了翹首以盼的大學錄取通知書，當天感覺郵遞員真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我抓起家裡的自行車，在成都大街小巷狂奔起來，還不敢相信命運是可以改變的。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

本文節選自全球化智庫CCG圖書：《那三屆——77、78、79級，改革開放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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