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包弼德。”一個挺拔如穿天楊的“老外”，走進清華大學偉清樓統計學研究中心辦公室，身上還帶著三九天的寒氣。如果聞其聲未見其人，單憑這口地道的普通話，你准會以為進來的是個中國人。這就是包弼德（Peter K. Bol），美國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學者。他剛剛結束哈佛、北大和清華三校在北京召開的“數字人文新動向”國際會議。

哈佛大學教授包弼德

歷史的意義：歷史告訴我們，人們曾做了什麼樣的選擇，又如何影響了歷史的變遷

歷史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這可不是個小問題。”包弼德搖搖頭，顯然，他對記者的客套話“先問一個小問題”不大認同。“歷史不會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做，它隻會告訴我們：人們曾做過什麼，發生了什麼樣的變遷。”在包弼德看來，歷史的故事就是變遷的故事，而這變遷，又和當時人們的想法、選擇密切相關。“同時歷史也給我們教訓：什麼樣的想法、什麼樣的選擇，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變遷結果。”

“歷史還給人以提醒。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某一國家、某一地區有什麼經常性的問題。”包弼德舉例說，中國的地域性很強，秦始皇滅六國的時候，各地就有不同的風俗、文字、語言、思想。同時中國政治家希望統一的意願也很強。商、周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變革了多次，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始終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通過歷史我們能明白，今天我們可能面對的困難是什麼。”

一個美國人，為什麼會對中國歷史感興趣？事情得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那時包弼德還在讀高中，受“左派”父母的影響，他對社會主義中國充滿好感。可是當時美國並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可以忽略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包弼德想了解中國，於是開始學習漢語，學習中國歷史。這一鑽研，就是五十年。

包弼德和柯偉林兩位教授唱起了用《兩隻老虎》曲子改編的“中國朝代歌”

歷史的學習：把歷史“問題化”，對歷史深耕細作的同時，也需要廣闊的研究視野

包弼德在中國學界大名鼎鼎，但被中國網友所熟知，則是因為一曲“朝代歌”。2013年，哈佛大學在開放在線課堂平台（edX）上發布了一門“中國課”（China X）視頻課程。課程中，包弼德和柯偉林兩位教授唱起了用《兩隻老虎》曲子改編的“中國朝代歌”：“商周秦漢，商周秦漢，隋唐宋，隋唐宋。元明清Republic（中華民國），元明清Republic，毛澤東，毛澤東。” 這段視頻被中國多家媒體轉發，唱兒歌的“萌萌噠”教授——包弼德和柯偉林名聲大噪，在中國一夜間擁有了學術界之外的眾多粉絲。

“哈佛中國課”是免費課程，目前已吸引170多個國家的43萬名學生注冊學習，其中13%來自中國﹔在中國“學堂在線”上線后，有8萬學生選修。包弼德認為，開這門課一方面是想告訴人們，“應該怎樣思考歷史”，另一方面是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歷史，“打消他們對中國的疑慮和偏見”。包弼德認為，不了解中國的歷史，就不會理解中國目前在做什麼、為什麼會這麼做。“同時，我們也想給中國人一個機會，了解中國歷史在美國是怎麼教的、美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這樣也有利於消除中國人對美國的偏見。”

在包弼德看來，學歷史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把歷史“問題化”。一個歷史事件、一段歷史變遷，即使看起來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也有其內在的根源和發展過程，因此要多問幾個“為什麼”。比如，宋代最重要的思想變遷就是理學的興起，“為什麼理學成功了，變成那麼有影響力的思想？”學界都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認為理學回答了佛教的挑戰，因而自然會成功。可包弼德認為這種解釋很無力，“我們必須要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才行。”由此，包弼德完成了《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一書。“中國學生善於搜集資料、積累知識。美國學生善於提問，善於把史實‘問題化’。”包弼德攤開雙手，“兩者都是必須的。善於發現問題，也須要有知識積累，不然還是無法回答問題。”

一些歷史學學者在某一領域深耕細作，包弼德並不否認這種研究方法的貢獻。但他認為，廣闊的研究視野能給歷史學習、歷史研究別樣的發現。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一書中，他用思想史、政治史、文學史等各個學科的材料和研究方法，來解釋唐宋思想的轉變。在“哈佛中國課”中，他嘗試從思想、社會、經濟的變遷，以及地域、人文地理、民族、朝代等維度對中國歷史文明進行解讀，也邀請哈佛大學研究中國歷史、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各學科的教授參與授課。

包弼德對統計學和信息技術也非常感興趣。15年前，他就開始和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一個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最近十年來，他和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台灣“中央研究院”合作，建立了大型的“中國歷代人物傳紀數據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現在已經收集了37萬余人的傳記信息。最近，他又和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中心合作，運用統計學方法整理、分析這些信息。用統計學和計算機科學搜集、分析信息，他覺得很有意思：“從很多人的信息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分析單個樣本時很難察覺到的趨向和變遷。”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中國歷代人物傳紀數據庫”的數據做研究，有些國家的學者也在嘗試建立相似的數據庫，這讓包弼德很有成就感。

歷史的汲取：中國既不該與自己的歷史“脫鉤”，也不該“窄化”歷史

中國正處於飛速發展的歷史階段。從自己的歷史中，中國應該汲取什麼樣的營養？

在包弼德眼中，對中國有誤解的不只是西方人，也包括中國人自己。“19世紀末20世紀初，特別是五四時期，有不少中國人認為，中國的未來應該與歷史無關。唯一的關系，就是要切斷這種聯系。”包弼德說。那時中國的精英階層大都極力想脫離中國的歷史，他們覺得，中國應該發生變化，變成另外一個國家——風俗、思想、文化、文字都應該“西方化”“現代化”。“但幾次‘脫鉤’的努力都失敗了。”包弼德說，“現在，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中國人恢復了自信，認識到自己的未來應該和歷史緊密聯系。”但究竟是“什麼樣的關系”，是不容易說清楚的：“這是中國人要決定的，中國人要努力尋找的，不是美國學者的任務。”

令包弼德感到惋惜的是，在闡釋歷史、向歷史汲取營養時，許多中國人對歷史、文化進行了“窄化”“簡單化”處理。“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國文學、中國思想、中國哲學、中國宗教，那麼多有趣、那麼多豐富的文化，我們怎麼不應該學習？”包弼德聳聳肩表示無奈：“可那不是某一種文化，中國文化是多元的，至少從歷史的立場來講是這樣的。如果有人說，中國歷史上隻有某一種文化值得學習，我知道，這太可惜了，也會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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