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售貨員，不需要服務態度好、多賣點貨，我只是把應該教的知識教給學生”

□“我‘大開殺戒’抓學生，學生也會‘大開殺戒’反擊”

□“我們年輕時血氣方剛地走上講台，誰不是想把真才實學教給下一代呢？”

打開教務系統的教師入口，汪靜昕（化名）移動鼠標滑過頁面上的“教學質量評價”按鈕，隻點開旁邊的欄目看了看新的教務通知。除非填表需要，這位山東財經大學的副教授很少主動點開看學生對自己的評分。

如果汪靜昕願意，她能看到的內容有：評教平均分，給她打“優、良、中、差”的學生分別有多少，偶爾還能看到不具名的簡短評語。評分和評語都是匿名的。

點開教學評價系統，貴州民族大學的大三學生何宇（化名）也沒細看教學態度、教學水平等打分項目，就全部勾選優、優、優。著急看成績的同學還讓他順便幫忙評教——學校規定，學生必須先對這學期的課程全部進行網上評教，才能看見考試成績。

為了讓學生參與評教，校方的手段五花八門：有的學校規定要先評教才能看到期末成績，有的學校要先評教才能選課，還有的學校規定不評教會影響期末成績。

把學生和老師綁在“評價”與“被評價”兩端的評教系統，已經陸續覆蓋了國內高校。這個1920年代起源於美國高校、針對教師教學效果而建立的評價模式，在中國高校卻面臨著名存而實亡的尷尬。

老師的糾結

汪靜昕到山東財經大學教書有12年了，當老師以來，她經歷了不同形式的評教，但汪靜昕很少關注自己的評教成績，直到前幾年評職稱時她才意識到這個分數的存在。

評職稱要填表，包括教學成果、科研成果等，在表格上，來自學生的評教分數被當作老師教學質量的反映。不少學校規定，如果教師的評教分數排名太靠后，可能會被領導“約談”、職稱申請延后一年至數年，乃至可能失去講課資格。

也正因此，“評教是逼教師取悅學生”“學生評教等於誤人子弟”“學生評課加劇了教師的‘丑角化’”等說法在“青椒”們經常出沒的論壇上層出不窮，還有的老師干脆指出：讓學生評教有弊無利，早該廢除。

“老師取悅學生”，在汪靜昕身邊也確有實例：有的老師給沒吃早飯的學生煮雞蛋、煮面送到學生宿舍，等等。這種做法在汪靜昕看來有些不可思議：“我不是售貨員，不需要服務態度好、多賣點貨，我只是把應該教的知識教給學生。”

這位副教授說自己“沒有野心”，並沒有考慮評教授職稱。她擔心，如果自己一心想評教授，可能就會受評教分數的牽絆而“不敢管學生”。

汪靜昕自認為對學生“該盡的心都盡了”，而學生大都是有判斷力的成年人，自會判斷哪些老師教學負責、哪些老師講課純屬應付差事，所以她覺得自己也沒必要去關注學生怎麼打分。

但汪靜昕並不是不想知道學生對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以分數的形式”。她覺得：“人在任何階段，應該都不想被分數定義吧。”

汪靜昕的同事伍媛媛（化名）也有類似的糾結。

伍媛媛發現，打開評教系統頁面，自己幾乎得不到有價值的信息：寫評語的學生寥寥無幾，偶爾有評語，也只是“很好”之類的泛泛之談。有些高校的評教系統上，則根本沒有寫評語這一項，隻允許學生打分。

伍媛媛選擇採用其他評教方式獲得學生的反饋。剛當老師時，伍媛媛還有些惶恐，擔心自己講不好課，就讓學生們在紙條上寫下對教學的建議。另外，學院每學期都舉辦學生座談會，學生座談會上的意見也會反饋給任課教師。

評“教”，還是評“關系”？

大二學生范慷（化名）從剛入學起就延續了初中的習慣——給所有任課老師都評“優”。

“反正就是走個形式，大家開心就好。”范慷還記得，初中時同學們填完的教學評估表，先是被擱置在老師辦公室裡，然后就被當廢紙賣了。

上大學后，范慷發現評教手段更先進了：在電子教務系統上點擊選項即可。而評教的強制色彩也更突出了：輔導員曾明確告訴大家，如果不參加評教，期末成績會受影響。

一次偶然的機會，范慷發現任課老師有可能看到哪個學生打了多少分，從那以后，他就更堅定了給所有老師都評優的做法：“說不定這個老師下個學期還給我們上課呢。”范慷不願意得罪掌握分數“生殺大權”的老師。

“反正老師不為難我，我也不為難老師。”范慷說的“不為難”，指的是任課老師在期末劃考試重點、考題不偏、上課時還算寬容，等等。

和范慷一樣，范慷的室友們也是通通點擊“非常滿意”應付了事。

“除非是和老師的矛盾特別尖銳，學生才會打差評。”范慷說。

這種尖銳的師生矛盾，在范慷班上發生過真實的案例。大一時，有個任課老師騷擾班上女生，被騷擾的十幾個女生在期末評教時集體給這個老師打了“不及格”。發現自己被打差評后，這個老師非常生氣，后來這十幾個女生這門課全都“挂了”。老師還警告她們：補考也過不了。

除了這種極端案例，師生的“尖銳矛盾”，更多是體現在教學上。

在2015秋季學期的期中測評中，莫青（化名）得到了她17年任教生涯以來的最低分數。對此，她絲毫不感到意外。

上個學期期末考試，莫青所教的專業課挂了20多個學生，佔到該班人數的一半。部分挂科的學生在新學期補考時又涉嫌作弊，最后僅有兩人通過。

莫青所教的課程要上一年，自上學期末開始，莫青就做好了新學期被學生給“差評”的心理准備。

“我‘大開殺戒’抓學生，學生也會‘大開殺戒’反擊。”莫青說。

說起挂科的學生，莫青感到無奈：50多個學生中，有30多個卷面不及格，加上平時成績后，不及格人數還是多達二十幾個。而就在期末考試前十多天，莫青給學生們做了一次課堂測驗。期末考試監考時，莫青發現有一道20分的大題與測驗中的題目一模一樣。她當時感到很高興，但她的高興在閱卷時便被潑了一盆冷水：這道題僅有兩個學生得到滿分，大多數學生隻得了六七分。

莫青所教的課程是該校的品牌課程，又是考研和進企業工作的必需內容，莫青認為自己有責任教好這門課。看到這種考試成績，莫青想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新學期開學第一節課，莫青問學生們對課堂教學有什麼意見，出乎她意料的是，成績好的學生認為教學效果“非常好”，成績差的學生則給出分布於兩個極端的評價——有人認為向外拓展太多，有人則認為過於照本宣科。

莫青感到哭笑不得：“這兩種相反的評價怎麼可能集中在同一個老師身上？！”

莫青已經有教授職稱，這次的低分不會影響到她的職稱，但可能導致她在新學期重新“被聽課”——按照該校的規定，新教師和評教分數過低的老師都會被督導聽課一學期。

“雖然沒啥實質影響，但心裡還是覺得很委屈。”莫青說。

學生評教，一把“懸在老師頭上的劍”

通過過去幾年的評教經歷，莫青發現，學生學得越好，給老師的評教分數就越高。“越是用心去學，才越能感受到老師教得好壞”。

近年來，莫青所在的學校規定，教師若要參評教學一等獎，學生評教等級必須達到“優秀”。自從有了這個規定以后，莫青從未主動申報過，盡管在這之前她也拿過幾次教學一等獎。

“我為了拿這個獎，是不是就不敢把吃早餐的學生攔在教室外了？”莫青曾不止一次這樣做過，“當我有所求、有欲望了，就可能會向學生邀寵”。

莫青認為，高校裡教風、學風逐漸惡化，部分就與學生評教有關。

“教風嚴，學風才能好。”但當老師面臨學生評教的壓力，還敢不敢管學生？莫青這樣擔心。 “學生評教，就是一把懸在老師頭上的劍”。

賀利堅曾是煙台大學教學督導與評價中心評價科的第一任科長，出任之初，賀利堅遇到過不少麻煩，有老師直接踹門進來找他理論：“學生不能給老師評教！”

賀利堅和同事們的任務是：在每個學期末收集數據，人工瀏覽六七萬條學生評語，並刪掉純屬泄憤謾罵的評語，然后反饋給學院主管領導及任課老師。

賀利堅原本覺得，評教可以給師生提供一個好的溝通渠道、給各種觀點以表達平台，從而促進教學工作的改進。

但他發現，評教在實踐中慢慢變味：一開始，評教是自願行為。但學生們的參評率上不去，學院就有壓力，有的班主任和班長急了，就收集了全班的賬號去評教。時間久了，評教工作按部就班地做，有的老師也就不大重視評教結果了：隨便吧。

賀利堅認為，評教最大的價值首先就在於為老師和學生提供一個交流平台。在起草《教學評價工作條例》時，賀利堅明確表示評教分數應隻供教師改進教學用，暫時不要作為考評、晉升的依據，至少給出一段時間，培育出師生能夠無功利評價的氛圍。但是，學校其他職能部門卻希望立刻就將評教分數與津貼、職稱等挂鉤——這是一種省事的處理方法。賀利堅理解，卻也感到無奈。

賀利堅關注過老師的行為和評教分數之間的關系。他聽說過：有的老師為得到高分而去討好學生、也有的嚇唬學生，但這樣的老師，得分並不會很高﹔而真正嚴格、對工作負責的老師，也不是傳聞中的低分，隻不過可能不是最高而已。

讓莫青願意忽略評教分數、繼續堅持嚴格要求的，是畢業生或准畢業生的反饋。

去年12月底，莫青路過教學樓，遇到一群剛結束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學生。學生們高興地沖她打招呼，感謝她過去上課時的嚴格要求。看到學生的笑臉，莫青感覺自己的堅持有了意義。

“我們年輕時血氣方剛地走上講台，誰不是想把真才實學教給下一代呢？”莫青說。

師生交流，可另辟蹊徑﹔教學監督，尚待更好制度

有國內研究者認為，評教的目的主要有“獎懲”和“促進發展”兩種。“以獎懲為目的”指將評教結果作為老師晉級與否、加薪與否的依據，“以促進發展為目的”指為教師改進教學、提高教學技能提供建議。

但在實際操作中，“獎懲”往往壓倒了“發展”，評教更像是行政控制的方便手段，希望得到學生反饋、改進教學的老師隻能另辟蹊徑。

近年來，同濟大學航空與力學學院教授沈海軍已經養成一個習慣：每學期末都會把學生的評教結果一字不落地貼到自己的博客上。

沈海軍喜歡寫博客，他的博客也成了與學生交流的“據點”。

有一次，沈海軍在科學網博客上談論《飛機結構疲勞與斷裂》，有個學生匿名留言說：課堂上“應力比對材料S-N曲線的影響”講反了。沈海軍努力回想：難道是自己口誤講錯了？他對此完全沒有印象，但既然學生指出來，很可能確有其事。於是沈海軍回復了這條評論，他重新解釋了這個知識點，並向學生道了歉。

這件11年前的舊事讓沈海軍至今印象深刻，他說，自己從那以后就慢慢養成了“上課嚴謹、心懷敬畏”的習慣。

莫青也發現，不少國外高校雖然也做學生評教，但隻把它作為教學改進的建議，而不是教師考核的依據。

“（老師）課上得好不好，同行最權威。”莫青認為，同行和教學督導的聽課評價，是評估教學質量更客觀的依據。

沈海軍建議，可以邀請往屆畢業生來評價自己當年的老師——當師生之間已經沒有利害關系，社會閱歷也使得學生們的思想更加成熟，這樣的評價會更加客觀、公正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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