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來，我國史學界理論探討的演化大勢是“歷史理論”逐漸讓位於“史學理論”，即對歷史進程基本線索的追尋被對歷史知識一般性質的探求所代替，有關歷史進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被束之高閣、乏人問津。總之，遠離“歷史理論”，走向“史學理論”，對“歷史認識論”研究的熱情遠遠大於對“歷史本體論”的研究，是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界理論研究的一個基本特征。這一取向的出現及其主流化當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偏差。當前，我們亟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從“史學理論”重返“歷史理論”。

　　史學界在忽視“歷史理論”的路上越走越遠

　　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嚴格地說，我國史學界基本上不存在獨立的“史學理論”學科。這一期間，人們基本上是把“史學理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畫了等號。這一局面在20世紀80年代初被打破。把“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作出明確區分，把各自的側重點及其內容構成加以切割，是1983年和1984年史學領域一個具有標志性的事件。把以客觀歷史進程為對象的理論研究看作是“歷史理論”，把以歷史學、歷史研究活動本身為對象的理論研究看作是“史學理論”，認為前者是對歷史本身的抽象和概括，后者是對史學本身的歸納和提煉，是當時學術界所形成的共識。這樣，對歷史認識論、歷史知識論和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就具有了合理性並取得突破性進展。

　　問題在於，當初人們提出將“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加以切割，意在糾偏，是提醒人們要關注史學本身的問題，以更好地促進對歷史的認識和把握。但在各種復雜主客觀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人們對“史學理論”學科建設的關注越來越超越對歷史研究基本任務的關注，更超越了對歷史本身、歷史巨變的關注。隨之而來的是，在我國史學界理論研究中，“史學理論”一時愈發繁榮，學者們更願意探究歷史認識的特點、歷史知識的性質、史學方法論的層次等，而對“歷史理論”的探討則被打入冷宮，越來越多的人似乎不但自己放棄了對歷史進程的思考，甚至也排斥和輕視他人對歷史進程的思考。

　　“史學理論”研究在放逐了歷史本身之后，其自身也就存在被時代放逐的危險，導致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后果。其中一個有目共睹的后果是，近十幾年來，有關中國道路、中國崛起的話題已經跨越學科壁壘，幾乎成為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的話語中心，眾多人文社會科學都在通過對中國道路的討論和思考來展示自己學科的價值和魅力。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這種討論中歷史學家並沒有發出足夠的聲音。實際上，在對中國道路的討論中，最應該在場的是歷史學家。因為，中國道路是對自古以來獨特的中國文明形態和文明演化路線的總結和揚棄。因此，歷史學家特別是其中的理論研究專家，最有資格充當這一討論的主力。但實際上，史學界在某種程度上卻成為對中國道路討論的旁觀者。出現這種結果，自然與史學界排斥或輕視“宏觀思考”和“宏大敘事”、“史學理論”排斥“歷史理論”和“社會形態”研究、“歷史認識論”排斥“歷史本體論”密切相關。

　　“史學理論”必須植根於“歷史理論”

　　史學自身的問題毫無疑問值得有專人下大力氣去探討，“史學理論”研究毫無疑問有自身獨特的價值，“史學理論”學科建設也有獨立進行的必要。但就像月亮離開了太陽就不會發光一樣，“史學理論”必須植根於“歷史理論”，最終是為了說明歷史本身。個別研究者當然可以終身以“史學理論”研究為限甚至以“史學史”研究為限，但整個學科卻不能孤立於對歷史本身研究之外。

　　“史學理論”為什麼必須植根於“歷史理論”？這是因為有了人類歷史才有了所謂對這個歷史的“歷史認識”，是因為對這個歷史的“歷史認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才有了所謂的“歷史認識論”或“史學理論”。譬如，在有了《春秋》和《史記》之后很久，才有了劉知幾的《史通》。更重要的是，脫離了《春秋》《史記》這些歷史記錄和歷史認識成果，《史通》的存在也就沒有了意義。換句話說，“史學理論”不是一個自足體，它派生於“歷史理論”和歷史認識，最后又歸宗於“歷史理論”和歷史認識。脫離了歷史認識的“歷史認識論”研究、“歷史知識論”研究，隻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譬如，對歷史知識的不確定性質的研究，為近30年來“史學理論”領域所關注。的確，歷史認識的最大特點是史學家無法直接觀察和感受歷史本身，它必須借助於中介——歷史記錄和歷史文獻，而歷史記錄和歷史文獻又有各種各樣的局限性。這樣，史學家把握歷史真相的可能性就不得不打折扣。更何況，作為歷史認識主體的史學家自身也同樣面臨各種各樣的結構性缺陷：政治立場、知識素養、意識形態傾向、獨特的個人偏好等，這就使史學家把握歷史真相的可能性又進一步打了折扣。無疑，研究這些問題的“歷史認識論”，極富魅力，也很必要。但是，如果這些研究都僅僅局限在對歷史知識不確定性質本身的探討上，那又有什麼大的意義和價值呢？隻有把這種探討的落腳點放在對歷史本身變遷的准確把握上，立足在對妨礙人們認識歷史真相因素的自覺剔除上，再進一步說，如果“史學理論”研究是為了促進“歷史認識”更加犀利與完善，這種“史學理論”研究才是值得提倡的。可見，“史學理論”必須植根於“歷史理論”，而不能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否則工具就會變成本體、手段就會變成目的。這就如同一個外科大夫，不應整日沉溺於對手術刀的打磨、把玩與觀賞，而忘記手術刀的用途是為了解剖，是為了救死扶傷。

　　由此可見，重返歷史本體是史學界理論研究的當務之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已初步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轉型，但30多年來學術界一直未能深入回答一個與這一轉型緊密相關的重大問題：這種獨特的轉型之路是在什麼樣的歷史基礎上展開的？在中國迅速崛起之際，學術界必須同步探尋這一崛起的歷史文化根基，從而在理論上實現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銜接。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史學界必須盡早就若干攸關中國歷史全局的重大問題展開討論。這就要求史學界盡快返回到宏觀問題研究上來，返回到“歷史理論”“歷史觀”特別是“中國史觀”的探討上來。而且，史學關注的焦點不僅要重回歷史本體，還要重回宏大敘事上來，在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急劇變革的進程中尤其需要這樣做。一段時間以來，在微觀史研究潮流和“后現代主義”的夾擊下，以探研“歷史發展主線”和“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為基質的“宏大敘事”備受責難，販賣歷史細節的讀物大行其道，歷史一步步淪落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其實，在歷史的巨變時期，人們迫切需要的是那種能“通古今之變”的“大歷史”。能將過去、現在和未來貫為一體的，當然是歷史發展的那些大脈絡、大趨勢、大線索和大走向。而這些，正是“歷史理論”研究的范疇。

　　構建基於本土經驗的“歷史理論”

　　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一直被學術界所忽略：改革開放以來，從上古到近代，一方面，中國史研究領域裡的幾乎所有知識點都被學者們精耕細作過了，都被透徹地重新研究過了，也都被或深或淺地解釋過了，並在一些局部形成了有顛覆性的認識﹔另一方面，史學的整體面貌依然在30多年前所形成的基本認識上打轉轉，中國史的整體敘事框架並沒有根本改觀。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歷史理論”“中國史觀”因循守舊、缺乏創新。

　　應該說，長期流行的“中國歷史理論”，深受“歐洲中心論”影響，甚至在方法論上我們也是受制於人。如當前我國史學界的一個主流傾向是跨學科研究，用社會科學方法治史，這一主流傾向的實質仍是用西方理論來整理中國材料，用西方概念來表達中國經驗，用西方法則來統貫中國歷史。我國史學界之所以習慣於用西方的理論、概念和觀念工具來研究中國歷史，是因為我們自己缺乏基於本土經驗的理論、概念和觀念工具，所以不得不借用“他山之石”來攻本土之“玉”。我們為何會缺乏？原因眾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史學界輕視綜合概括和理論抽象。大規模綜合概括和理論抽象缺席所導致的“歷史理論”的貧困，是我國史學繼續發展的瓶頸。近幾十年來，我們的歷史研究在幾乎所有知識點上均實現了刷新，我們積累了雄厚豐富的具體研究成果，我們又出土了大量簡帛資料，我們的史前研究已使我們能更遠地走向“上古”。但是，對所有這些東西，我們未能同步地進行大規模的綜合概括，未能同步地進行“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工作，從而也就無法形成“中國歷史理論”或“中國史觀”。

　　“抽象化”和“概念化”是歷史研究的重要一環。在歷史研究中，僅僅靠堆砌材料和事實是無濟於事的，因為材料和細碎事實是如此之多，如果不經過去粗取精、由表及裡、由此及彼、由現象到本質的“抽象”，如果沒有“概念”的導引，我們就會被這些材料和事實包圍而不得脫身，從而無法把握歷史的本來面目。“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概念，固然曾使我們的歷史研究走了一些彎路，但這些概念對中國史研究的推動卻有目共睹。我們現在所做的不是因噎廢食，從拋棄一些不准確的概念走向拋棄“概念化”本身，而是要走向新的“概念化”之路，即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基於中國的本土經驗、材料和事實，重新抽象出一套新的概念系列，以指導對中國歷史的進一步研究。可以預期，基於本土經驗的中國歷史理論體系一旦形成，中國道路等研究也才能最終奠定在鞏固的歷史根基上，也才能在世界面前講清楚“中國故事”。

　　（作者為山東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6年01月04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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