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濰坊西南40公裡外的老家庵泉村,金紅的三爺爺臉上笑成了花,他指著金紅屋牆上一排排的獎狀說:“嬌嬌(吳金紅的小名)是我們全族人的驕傲。”
連金紅三四年沒進過廚房的舅舅,也重新找了家小飯店,顛起廚房的大勺,“想掙錢給嬌嬌買個筆記本電腦”。因為年邁手慢,他老是挨店老板的罵。
可是,就在舅舅將要發工資、可以給外甥女買電腦的前一天,厄運降臨在這家人頭上。為了盡早回來不耽誤晚上的活兒,一家人拿了錄取通知書、吃了口飯便立即往濰坊趕。由於頭一天通宵工作,吳光亮在開車時禁不住打起瞌睡,機動三輪車重重撞在一個路中央油桶大小的石墩上。
全車的人都被甩了出去。在三輪車上已睡著的吳金紅,被拋出三四米遠,頭部和頸部正好砸到路牙石上面。鮮血浸紅了孩子黑白相間的裙子。母親再怎麼叫她的名字,閉上眼睛的吳金紅再也沒有醒來。
經醫院鑒定,吳金紅確定為腦死亡。
“沒空去死,我隻能堅強地活。”吳金紅曾在日記裡寫道。可是,這個躺在重症監護室裡的姑娘,醫生判斷“99.99%是不可能再醒過來了”。
在母親眼裡,這是一個多月來女兒最安靜的樣子。之前盼望錄取通知書的日子裡,金紅“怎麼也安生不下來”。白天在一個食品廠打工,站13個小時,貼2000多個標簽,晚上回去立馬給有些聾啞的大伯打電話問通知書到沒到:“大爺,你知道我什麼心情嗎?”
母親守在重症監護室外面,身上的傷隻做了簡單包扎,嗚嗚地哭著。父親吳光亮不敢面對自己的女兒,躲在角落,陷入深深的自責。
他們說對女兒有太多的愧疚,“19年了,別的女孩能有的,很多我們都給予不了”。高考后花60塊錢給女兒買的裙子——在二姑眼中就像“一條足夠長的大T恤”——成了這個愛美的女孩一生中唯一的一條裙子。而之前她本來看上一條199塊錢的,但是嫌貴很快拉著媽媽走開了。在女兒看來,這條裙子已是足夠“奢侈的禮物”,她准備留著上大學時再穿。
這個女孩卻和母親一樣感到“愧疚”。她覺得自己活這麼大,對家人的回報“近乎為零”。
高考后的一天,她半開玩笑地告訴母親:“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就把我的遺體捐獻出去。”母親急忙打斷女兒:“你身體棒棒的,瞎說什麼!”早在學校的時候,她就和好友也提過這個想法。
女兒說過的話,再次浮現在母親的腦海裡。她和丈夫商量著,想讓孩子做最后一次主。但是,這個想法遭到親屬和族人們的反對。“整個家族上下五代三百多人,大多是反對捐獻的”,並表示願意捐錢給孩子治病。看著金紅從小長大的二姑最舍不得,說得口氣也最重:“那豈不是讓孩子‘死無全尸’!”
“這個閨女知道有這一天,(把器官捐給別人)我就覺得孩子還活著。”頭發亂蓬蓬的田敬芬抽泣著說。親屬們終於停止了勸說。
8月11日,面對一份擺在面前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自願書》時,田敬芬的手一直在顫抖,“手抖僵了,繃緊了,抽筋了”,周圍的親屬一片抽泣聲,金紅的主治醫生壓抑地跑出去透了口氣。
當天下午2時19分,吳金紅被推進手術室,她的心臟、肝臟,還有兩個腎臟被摘取,並成功移植給別人,4個人的生命得以延續。她也成為昌樂縣第一例、濰坊市第五例器官捐獻者。
“命運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搞不清”,田敬芬讀書不多,當有人告訴她,主要器官移植后,受捐者做事的習慣會跟捐獻者一樣,她信了。但她又覺得,“我們的女兒不應該是這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