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進國有企業,四處活動托人情﹔想進事業單位,首先想到遞條子……大學生就業季,這樣的“關系學”竟頗有市場。
近日,有調查顯示,超過兩成受訪大學生求職時動用過“關系”。而在山西太原,一個詐騙團伙4年來以幫忙找工作為名,騙得500個大學生近9000萬元,原因也是迷信求職要“走后門托關系”。
找關系求職成為集體“潛意識”,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就業之難。的確,這個夏天,近700萬高校畢業生走向社會,卻面臨著經濟增速放緩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需求下降,“最難就業年”難免讓關系也成為求職的核心競爭力。
其實,相比找工作難,更難的可能是“找到好工作”。在1比好幾萬的白熱化競爭中,大家仍對國企、公務員等趨之若?。而雖然比例不斷提高,但2011年選擇自主創業的大學生還是僅佔1.6%。去往西部、回到農村、扎根基層的比例,同樣難讓人樂觀。
從這個角度看,“最難就業年”實際上是“結構性就業難”。說白了,就是難找到好工作、不願做差工作。而所謂“好”、“壞”,在很多人看來,是靠簡單地附著在工作上的“福利”差別來判定的。
一個基層環衛工人職位,引來眾多大學生競爭﹔研究生、博士生畢業,卻去當了城管。雖然常說崗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當不少大學生發誓“死也要死在體制內”,眷戀著所謂“體制內”穩定的工作、較好的福利時,就勢必造成一些崗位“粥少僧多”,形成求職時的一種集體想象,也讓尋找關系、制造關系、動用關系成了敲門磚。
不少從事鄉村建設的單位,常常苦於找不到人手,因為“工作地點在農村,待遇也不高”。很多做出了成績的“大學生村官”,也往往有“不被家人和同學理解”的心路歷程。這也說明,就業雖難,就業的潛力卻還很大,需要更好激發。
結構性就業難背后,是職業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不均衡問題。缺少了穩定的預期、看不到發展的前景、沒有了基本的保障,一些本來很重要的職位,也可能門可羅雀、乏人問津。大學畢業生是社會寶貴的人才庫,如果就業導向出現偏差,不僅不利於個人發展,更是社會資源的浪費。試想,一個社會學博士,如果選擇致力於鄉村建設的民間組織,是否遠比當銀行職員更能實現自我和社會價值?
找出原因,更需對症下藥。如果能消除體制性“鴻溝”,引導“自我實現”成為就業第一選擇,是不是會更有說服力?如果能為更多新興領域提供政策支持,真正“行行出狀元”,轉變就業觀念是不是會有更強現實依托?而如果高校教育更多對接市場需求和社會發展,實現“人才比例均衡”,結構性就業難是不是也能大為緩解?
這些,事關社會公平正義,事關國家長遠發展,社會管理者不可不深思之、篤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