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論戰異地高考的積極意義

　　異地高考到底應不應該放開？如何在兼顧非京籍務工人員及其孩子合法權益的同時，不損害北京家長和孩子的利益？現在，在不少論壇、貼吧，持不同觀點的人們在網絡上的爭論日趨激烈，北京市民與一些非京籍人士甚至在網上辯論起來了。（11月30日《工人日報》）

　　俗話說，理不辯不明，事不說不清。對於異地高考，放開與否，不能聽任單向的自話自說，而需要傾聽與權衡利益相關方的聲音和權益，求取兩者之間最大的公約數，從而形成體現公意的公共政策。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論戰，在經過媒體報道后，已經進入了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和視野下的這一論戰，有助於催生一個成熟的“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間。

　　但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在公共空間，我們還沒有形成這種對話的生活習慣。一是因為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缺乏這種對話的平台和渠道，二是不同階層的群體話語權嚴重失衡，即使是對話，“話筒”往往也是掌握在少數既得利益群體的手裡，信息不對稱，話語權不平均，使很多所謂對話和論戰流於形式。

　　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其公共空間裡總是充滿著各種訴求。而成熟的“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間，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容許自由的、理性的、不受威脅的辯論，從而使各種訴求都得以宣泄與表達。正因為如此，公共空間的話語總呈現出多元而非單一、互補而非獨斷的特點。在異地高考放開與否的問題上，無論是非京籍務工人員的草根，還是作為習慣了低分上大學的北京家長，誰也沒有權利獨佔或壟斷話語權，也沒有權利要求別人將自己的話語視為不言自明的真理。異地高考放開與否、如何放開，必須是在互相商談、協商和辯論的基礎上，最終由對話的雙方或多方達成共識。

　　這種論戰，盡管可能還不怎麼成熟和理性，甚至還有點火藥味，但它終究具有啟蒙的意義。尤其是經過媒體報道的放大效應之后，這種論戰，客觀上有助於伸張市民階層的利益要求，積累參與論戰以及“圍觀”論戰公民的氣質修養，催生、培育與呵護一個“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間，進而潛移默化地促進社會認同，最終結晶成為國家權力、制度設計和公共政策的合法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