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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异化、退学等 最早一批“读经少年”怎么样了?

2019年07月26日08:43 |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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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少年归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王财贵,建立了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在大陆宣扬通过全日制读经来培养圣贤。当时,国学热逐渐兴起,“读经运动”很受欢迎。

今年6月,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学生在东林书院里举行公开讲学、表演话剧《屈原》(蒋芳/摄)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进入高潮,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进入读经学堂求学。然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毒害孩子?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

十多年过去了,最早一批被贴上“读经少年”标签的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过得怎么样?记者近期找到他们,试图用他们的成长定义是非,引发思考。

读经班走出的“码农”少女

“我遇到的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要求服从和听话。等我真正走上社会,发现很多是在灌心灵鸡汤”

“我有躁郁症和强迫症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但这都是家庭造成的,不能甩锅给读经班。”

见到宋金阁,你不会认为这个长相清秀、表达流畅的女孩子“有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她在简单寒暄之后,直接道出了自己的病情,不掩饰、不尴尬。

2008年,宋金阁小学六年级,母亲瞒着父亲把她偷偷送进了当地一家私塾。某个清晨,她拎着书包藏起行李说去上学,过年前再没回过家。喜爱传统文化的母亲认为,宋金阁成绩不好源于品行不端、不服管教,普通学校教的东西都不对,急需正知正见的灌输。

很长一段时间,宋金阁觉得母亲是对的。直到成年之后才发现,她所谓的“不听话”其实是强迫症伴有严重读写困难。

12岁的少女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会很自然地搜寻同类。宋金阁发现,同学们大多家境优越,只有少数是像她一样被送进来管教的。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出家师父收养的孤儿,只有5岁。

在这家私塾,每个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背诵与自主学习,主张“内求”,不提问、不解经,背不下来的时候体罚是常见的。“有一次背诵到晚上12点还不行,我被铁戒尺打了50多下。我倒也没有不满,因为大家都要对自己定的读书计划负责任,就像你上班迟到就要扣工资一样。”

在这样的氛围下,读写困难的宋金阁背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背了一半。

私塾往往都涉嫌非法办学,因此,读经的孩子免不了四处求学,辗转多个城市也是常事。宋金阁离开第一家私塾后,先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江西、河南等地。江西的那所书院在赣州,他们师从一个业内颇有名气的书法大师吴鸿清。学的虽然是书法,但方式上却跟之前上的读经班相似,一样不教技巧思路,不讲解内容,只要求一直不断地描红,在描红的过程中自己参透、悟道。

“我遇到的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要求服从和听话。等我真正走上社会,发现很多是不切实际的,是在灌心灵鸡汤。”长大后的宋金阁认为,自己那几年学的充其量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些甚至是民俗和迷信,真正的国学应当涉及哲学领域,离不开思辨和讨论,是一门需要秉承科学精神钻研的专业。

访谈间,宋金阁两次拿出哮喘喷雾,抱歉地对记者说:“不好意思,老毛病。”长时间诵经造成的声带受损,三年多躁郁症的药物治疗,她的心肺和肾脏功能受损,精神状况也不太稳定。但从2017年开始学编程,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乐趣”。

如今,宋金阁生活在上海做一个普通的“码农”。“很多人问我,你考文学类专业不是跟玩一样?为什么不找一个挨得上的工作?其实,我的个性比较一板一眼,追求事物的逻辑性,编程让我很开心,只可惜没有数学和英语基础,发展前景不好。”让她觉得有些讽刺的是,虽然很不喜欢读经班,但回头看自己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工作不怕苦,以及记性特别好的优点,似乎又都是读经班的“副产品”。

“对像我这样从读经班出来却又想要有一番作为的人来说,眼前没有路,过往被社会和舆论否定,对内在韧性的考验才是最大的。”宋金阁说,可能今后我还是很“菜”,但是我真的拼尽全力在生活。

从文礼书院退学的少年

“我今年20岁了,长大了,经历了这些,读了很多书,人生还是要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文礼书院,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竹里乡,以包本背诵三十万字中西文化经典(简称“包本”)为基本招生条件,是读经圈向往的最高学府。

徐子生,来自台湾地区,9岁读经,7年“包本”,16岁进入文礼书院,18岁退学。

几个月前,记者加入了一个控诉读经班的微信群,群里的家长遍布澳大利亚、法国等地,都在谴责读经班曾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身心伤害。徐子生的父亲也在其中,他早年从台湾地区到杭州发展,是一位艺术家,也曾参与文礼学院早期的创办。

因为不适应内地的教育模式,徐子生9岁时从杭州的小学办了休学,和姐姐在家一起“包本”。有时他也会跟随父亲去相熟的堂主那里待上一个礼拜,看其他人是怎么学习的。“坦率说那时候确实年龄还小,没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去考虑我当下要什么,未来想怎样,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就稀里糊涂开始读经,并且一度只读经,别的都不学。”

由于是自学,徐子生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包本”。跟他同期进入文礼书院的同学,平均用了三四年,快的只要两年。也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学习强度和压力令他不堪重负。“每天四点起床,从早学到晚,我的睡眠质量很差,又不想落下功课,后来得了严重的干眼症。”徐子生说。

除了生理上吃的苦,学习上的困惑也不少。大多数读经班都宣扬“先求熟读,不急求懂”,也就是要求孩子们先“包本”三十万字,待进入文礼书院统一解经。但真正进入文礼书院后,徐子生期待中的解经、讨论、辩论和质疑都没有过。

他举例说,说到跑步,他会说这是很低端的,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打太极;如果说音乐,则说我们中国人就要弹古琴,吉他什么的其他乐器都很低端……几乎整个学习的过程中,都是一边倒地灌输。

作为“老实大量读经”体系的早期追随者,了解得越多,徐子生跟父亲的质疑越多。沟通无果之后,他决定从文礼书院退学。

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多,一度以为要瞎了的徐子生恢复了健康。回想起自己读经的这段经历,觉得生理的问题或许是个体的,但读经班存在的问题是共性的。“读经本身就好比说要读书要学习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永远都不错。但大家普遍认为,现有的读经方式,尤其是‘老实大量读经’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跟学术研究规律也是相悖的。”

今年9月份,徐子生即将去加拿大上大学。从小对艺术和音乐非常感兴趣的他申请到一家很不错的艺术学院,学习视觉艺术专业。他说:“我今年20岁了,长大了,经历了这些,读了很多书,人生还是要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仍在彷徨中努力的他们

“我否定的是野蛮读经的方式,否认的是部分采取这种方式的学堂,而不是诵读经典本身。我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

记者辗转找到惟生的时候,正好是他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位曾经的读经少年,后来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去大凉山地区支教了一段时间,今年报考上海一所985大学,却因为考研英语少了一分,不得不申请西部另一所985大学调剂。初步通过之后,他带着希望赶到当地办理手续,却被告知不符合调剂原则,失望而归。

记者查阅该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里面明确规定,被调剂考生的学历获得形式须为“普通全日制”,也就意味着自考本科学历不在其认可范畴内。

在这些孩子重返体制内的升学道路上,类似的坎坷很多,神化、异化、妖魔化同时存在。惟生曾因揭露“老实大量读经”的问题而被媒体多次报道,但喧嚣过后,他发现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似乎从来没有被很好地传递出来。与此同时,他在回归自考的过程中,她又被一位激进的文化大师当面呵斥,以考研为目标是背叛私塾界的行为。

“我否定的是野蛮读经的方式,否认的是部分采取这种方式的学堂,而不是诵读经典本身。自考、考研诚然是个很俗的事情,却赋予了我选择的权利。我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惟生说,随着时间流逝,所有这些“别人的看法”都会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有我自己奋斗出来的成果。

另一位女孩陈曦,20岁出头经历了7次转学,辗转四五个城市,但她至今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传统文化坚定的热爱与拥护者。她正在积极准备自考,有时候在同济大学旁听,有时候去老师家里上课。不过,在与记者长谈后,最终她建议删除自己的故事,理由是在最近一次的媒体报道中把她的经历写得“过于骇人”。

“作为曾经的读经少年,我有第一人称的视角,也有义务说实话,但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异化已经够多了。除去那些令人同情的经历,给选择常规道路的人带来一些优越感,让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典阅读的推广变得更难,人们真正又能关注到我们什么呢?所以,我个人的伤痛,还是不要上升到读经的问题上了。”陈曦说。

19岁的姚渡更加乐观一些,他2012年离开学校,6年多来背过经、习过武、练过字,坚定过也放弃过,如今在无锡一所国学专修学校继续学习。这里的课程不仅有传统文化,还有数学、英语。英语老师是同济大学的英语硕士,同时也在通读五经,练习书法。

姚渡说,他看见了读经班的问题,但并不否定学习经典的收获。“古人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不是万能的,《诗经》可以,但到了《尚书》光靠文本根本读不懂,也就很难背下来,可是注疏和讲解在一些野蛮读经的学堂是被禁止的。即便如此,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再回头看,包本背诵也不能全盘否定,无论方法多么野蛮,好处是你确实用短时间背诵下了大量经典,坏处是你没有任何在生活中实践、落实的渠道。只学习传统,不结合当下,不考虑未来,肯定不行。”

读经少年的未来往何处去?姚渡说他不知道,眼前的出路想过要自考,也想过当读经老师,还想过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有了方向,我会全力以赴。”

(责编:实习生(黄钰霖)、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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