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顾方舟老爷子的传记，是件挺乐呵的事。老爷子性情耿直，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片段。

比如1951年，作为首批赴苏留学生，25岁的他和374名同学在北京饭店接受周恩来总理饯行。见到周总理，大家都激动，但没人敢轻举妄动。顾方舟不然，胆大，他鼓动着两个人一起去向总理敬酒，结果总理还真把杯中酒喝了。三个人兴奋得头昏脑涨回来，同桌人问他们总理说什么，没一个人答得上来。只顾激动，全忘了！

还有他在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时值中苏关系趋紧，苏联的研究所所长跟他说：“有些东西是保密的，不能告诉你。”顾方舟一听，知道对方有意为难，自己倘若唯唯诺诺，反会露怯，便用一口流利的俄语不卑不亢地说：“所长先生，那您告诉我，哪些东西是保密的，哪些东西是可以透露的？”对方没料到顾方舟会反击，竟一时愣在原地，不知如何回答，最后以“口误”搪塞过去，好不狼狈。

更不用说书中一张照片，乃是顾方舟就读北京大学期间和同学们留影。别人是老老实实站着，顾方舟却是爬到后面的一个石狮子上，趴在上面来了一张，实在俏皮得很。

这种耿直，后来成为顾方舟科研事业的助推器。

顾方舟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用一颗小糖丸消灭小儿麻痹症”。然而他的伟大在于，几乎把自己整段最有活力的年华，都献给了这项事业。

他领命在身时，不过30多岁，到他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下自己名字，竟已74岁。40年的岁月，他一直在为此殚精竭虑。

你看，他赴苏多方考察，掌握大量一手资料，为我国否定死疫苗技术路线、走活疫苗技术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他的建言，中国采取了死疫苗技术路线，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时间必定会大大延长。

国家要在云南昆明的玉案山建疫苗生产基地，他带着一帮人，在荒山上平出土地，建起实验室和厂房。

首批疫苗生产出来投入临床试验，面对无人敢以身试药的困境，他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

这还不算，因为还要证明疫苗对孩子有效，他咬着牙，毅然做出惊人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中国首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就是这么验证出来的。

还有糖丸。如果说之前的疫苗研制，还是复制，样本来自国外，那么糖丸，就完全是顾方舟等人的原创，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中国版本。

这不是瞎折腾，这是解决了大问题。糖丸疫苗，一举解决了当时液体疫苗的冷藏保存问题和浪费问题，使疫苗迅速推广到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

几天前举行的顾方舟追思会上，巴德年院士就此评价：“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就是高技术，能彻底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就是最高技术。”

这就让人想起顾方舟曾说过的话：“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就说行，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的，一定努力干！”

如果没有一种耿直，没有一种胆量，顾方舟会取得如此成就吗？

性情和事业，向来是相得益彰的。所以我们记得老爷子。我们记得他的功绩，也记得他的性情。他的功绩呵护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健康，他的性情让我们知道这位创造奇迹的先生，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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