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减负”是不是导致学校“放羊”了，政府和教育部门是不是减少教育资源的提供了。从现实看也并非如此。

　　■张树伟

　　日前，看到澎湃新闻的一篇社论，说的是教育“减负”和阶层的关系。题目有些惊人，“‘减负’正在加剧阶层分化”。“加剧”一词，显出作者对这一问题可谓“忧心忡忡”。这倒是蛮吸引人的提法，“减负”到底让中国又分化出什么新的阶层了，值得作者担忧？

　　细一看，文章对阶层分化倒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正文提到阶层分化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之一，是弥合社会阶层分化”，另一处是“当前的‘减负令’，正在加剧阶层分化”。第二处是重复题目的意思且不说，第一处大概想表达的是人们常说的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利器”，但用“弥合社会阶层分化”来表达教育的这一功能显然有些词不达意。更多时候，文章是在谈阶层固化问题。

　　原来看似义愤填膺的文章大概没有弄明白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不是一个概念。抛开这个让人“迷糊”的小问题，且看看文章的高论在哪里。

　　文章认为，由于“教育资源均等化”并没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文章抱怨“减负”让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减少了，穷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有媒体报道过个别老师把本该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转移到课外补习班来教的现象，但这显然是个例，不可能是主流，教师课外补课本不为政策所允许。文章把这种个别现象定性为“部分中小学教师”的选择，毫无疑问是过于夸张，不值一辩。文章说，中小学校是“减负”获益者，因为“可以早早地把学生送出校门，落得清闲”。一个“早早地把学生送出校门”似乎写出了学校的“渺小”。笔者不是老师，不知中小学校的老师看了“落得清闲”四个字感受如何。这样的结论似乎小看了教育者的情怀，而且现实是，“减负”这么多年，仍然很难遇到已经“落得清闲”的老师。相反，很多媒体报道和研究显示，教师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减负”给他们提出了新的教育要求，对学生是“减负”，对老师却是“增负”，“减负增效”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词搭配在一起，描述的就是老师的付出。这个现实是走进教育现场的人都能体会得到的。

　　问题在于，“减负”是不是导致学校“放羊”了，政府和教育部门是不是减少教育资源的提供了。从现实看也并非如此。相反，政府和教育部门正在增加公共教育资源，比如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为学校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支持。而且“减负”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和行动，政府和教育部门为这种变革提供了各种应对措施。比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就提出要对农村教育的质量提升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比如高考改革的逐步深入、自主招生制度的日益成熟，对人才选拔的导向正慢慢发生改变……这一切都意味着“减负”正获得更多层面的呼应和支持。而且，进一步说，并没有研究表明“减负”影响了中国基础教育扎实的优点。

　　因此，“减负”并非洪水猛兽。我们也要减少对“减负”的恐惧，比如认为家庭作业少了，学业会更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位教授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尽管在一些国家文化中，小学生学习时间的“被延长”已属司空见惯，但至今没有证据表明这会为学习成绩带来帮助。另外，若父母和孩子因家庭作业起了冲突，孩子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在这个意义上，家庭作业甚至不利于提高学习成绩。

　　来自学术界的数据表明，农村生源在大学的比例在降低。这反过来证明，过去拼刻苦和作业量的方式越来越无法保障社会阶层的流动，固守这种方式对个体和国家都没有好处。

　　出路在哪里？真正要保证落后地区受教育者的利益需要教育的顶层设计，比如推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推动高考改革，改善农村教育质量，加大特殊群体扶持力度，进一步缩小群体差距等等，而“减负”作为其中的一环，要放到国家人才战略的高度去理解。

　　研究表明，学生负担重更多出现在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减负”是和国家发展相适应的。国家的转型要求教育进行变革，而“减负”只是这种变革中的一环。

　　“减负”是国家人才战略中的重要一步，需要用宏观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哪怕孤立地去看“减负”，出现的问题也大都来自外部，而非“减负”本身。政府和教育部门也知道，单单推动“减负”是不可能的，它的推进实际需要从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等诸多层面共同推进。这些过程在实践中很难分先后和因果关系，也无法等到“教育资源均等化”完全实现，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它们共同提升了教育在弥合阶层差距、打破阶层固化方面的效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减负”从长远看是正在减轻阶层固化的程度，像“‘减负’正在加剧阶层分化”这样概念不清、推理混乱和结论靠臆想的评论，实在无法让人内心“澎湃”起来。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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