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春

　　人不可独居无友。人生各年龄段，对朋友的定义是不同的，对朋友的选择也不同。读书犹如择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趣味。

　　我是个愚笨之人，在教书12年后，才懂得何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即摆脱了教科书、教案之类的那种读书。如今，又一个12年倏忽而过，回首这段切换我教育人生的读书时光，我借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关于智力的三个节奏（浪漫阶段、精确阶段、综合阶段）的说法，把自己的阅读史归结为三个阶段。

　　刚摆脱教科书和教案这类纯实用性的阅读，我首先接触到两类作品，一是教育类书籍，像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洛克的《教育漫谈》等，也有当代学者和名师写的著作。《给教师的建议》影响我至深，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儿童心灵的大门，让我看到教育的温情与美好。二是文学作品。台湾散文家张晓风的文字曾深深打动我。我一遍遍读着她的《今天我交给你一个男孩》《柳》，感觉多年来存积在身体的冰川正慢慢消融，被应试磨得粗糙僵硬的心变得柔软。此时接触文学，数量很大，且不同于大学时代的阅读，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补课”，而是苏醒了的灵魂，在自由地奔跑。“年轻时读过的书，都必须重来。”这是我此时最深的感慨。

　　这是我阅读史上的第一阶段——浪漫阅读阶段。这阶段的阅读，带有“后青春期”特点，偏于抒情和感性。除了读教育和文学书，各种报刊和流行读物，也不加选择地吞进肚子。总体看，读得有些饥不择食，盲目而浮浅。

　　这期间，我开始教育随笔的写作。写作让我发现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短板，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我的经验无法解释，读过的文学和教育书籍也帮不上忙。这样，我的阅读转向了其他学科，社会学、历史、哲学等。尤其两年前，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哲学系，为陪她读枯燥的哲学，我把家中的哲学书一一找出来。这些书，部分是大学时省吃俭用买的，部分是近年网购的。可惜，我叶公好龙，这些艰深的哲学书大多翻翻便束之高阁。然而，“陪读”的使命感战胜了畏难的情绪。

　　一天晚上，我啃完一本哲学书，惬意地步出家门，来到县城边沿的马路上。海岛上的人车本来就稀少，夜晚更清寂。南国仲秋的海风，携来薄薄的凉意。我信步走着，猛然发现道旁一些树似曾相识，有低垂婆娑的枝条、细长而碧绿的叶片。走近细看，像极了柳树，一摸弯曲的树干，可不是吗，就是柳树。大道的两旁，种着柳树，而这两三年里我几乎天天走过这里，从未发觉。柳树在路灯下，通体发光。我自然记起张晓风的《柳》中的句子：“别的树总有花、或者果实，只有柳，茫然地散出些没有用处的白絮……别的树适于插花或装饰，只有柳，适于霸陵的折柳送别。柳差不多已经落伍了，柳差不多已经老朽了，柳什么实用价值都没有——除了美。”“柳什么实用价值都没有——除了美”，这句话，说的不正是哲学的本质吗？哲学确实一点“实用”也没有，但它把人的心灵引入自由的思想王国，好像文学，不能传授教学技巧，却使人有情，使人懂得美。想到此，我振奋不已。

　　从此，哲学书籍，成了我案头的常客。

　　然而，人到中年，时间与精力非常有限，何况我是教师，要教学，还要做行政事务，不可能读尽天下好书。四年前，受傅国涌先生的影响，我开始研读和整理民国教育文献。为避开那些人人皆知的“民国往事”，我着手搜集民国时期一些名家留下的回忆录、日记、传记、口述史等，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然后一边阅读，一边寻找写作灵感。

　　读民国前辈们的回忆文字，除了解他们的经历，积累写作素材，我还有一个始料不及的收获：老一辈人对世事、对人生的通透理解，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教育观、处世观、生命观。

　　研读民国史料，是我四年来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读书方向。进入了这种专题性的阅读，也就进入了我阅读史的第二阶段——精确阶段。这阶段的阅读，最大特点就是扩大阅读领域，提升阅读质量，进而缩小阅读范围，最终把读书的目标锁定在相对集中的领域里，其过程类似于凿井，先准确定位，然后深挖不止。这种精确阅读，方向明确，心无旁骛，阅读效率倍增，成效也明显，三年来，我已编选出版了三本有关民国教育的书籍，另一本专著也即将面世。

　　阅读的第三阶段，即综合阶段。这是尚未开启的时期。想象中，某一天我会从民国教育中跳出来，展开另一种读书姿态：随心所欲地阅读。到那时，读什么书大概都差别不大，读书不再是研究，也不抱任何目的。读书是读书，就像写作是写作，呼吸是呼吸，仅仅是生命之必需。我向往那样的日子，风淡云轻，心无挂念，世间无物不是可读之书，虽然，也许那时我已老了。

　　近年，书越聚越多，成了我的负担。一间大书房，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全是书。相反的，自己却年岁渐长。我终于痛下决心，着手清理过时的书，或赠送，或当废纸。这是一件伤心事。另一方面，一本书握在手上，我不得不更为谨慎和挑剔。我在文学、社会学、史学、哲学等领域里，都尽量读为数不多的经典。林语堂先生戏称这少数经典著作为“情人”。每次出远门，我背包里，必有一两个这样的“情人”为伴，于是心里有了别样的踏实，虽然许多时候，根本无暇打开。

　　书，无论比作朋友，还是喻为情人，皆是妙语，但读书之事，在我看来，还是少而精为宜，“专一”更佳，并且是“老的好”，尤其人至中年以后。

　　（作者系特级教师、首批福建省中小学教学名师）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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