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强

　　近年来留守儿童问题逐渐成为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却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容易发生各类安全问题。

　　造成“留守儿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第一责任人？如何汇聚更多力量帮助留守儿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留守儿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边玉芳：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发展到现在，各种社会问题叠加起来产生的一个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流动变得很频繁，城市便捷的生活、较多的工作机会吸引了越来越多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村人，而对农民来说，农村吸引他们的东西越来越少，为了更好地生活，这些家长选择离开家乡、离开孩子。

　　曾经，在我们的心理学研究中，留守儿童被当做特殊儿童来对待，那时候，留守儿童在学生中的比例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如今留守儿童已经不是个别家庭因为贫困而出现的个别案例，这个体量已经非常之大，在四川、河南的一些偏远地区，留守儿童比例甚至达到70%—80%，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而这对未来一代青少年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影响，若不能及时解决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记者：对于留守儿童问题，您认为，谁才是第一责任人？

　　边玉芳：很难说谁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我认为，任何一个未成年留守儿童的家长都有责任。留守儿童最缺少的是亲情，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沟通。

　　我有一次去理发店剪头发，无意间听到店里的服务员跟她16岁的孩子打电话，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交流非常生硬，作为家长，这位母亲都不知道该和孩子说些什么，这让人感到很难受。我认为，每个留守儿童的家长都应该定期和孩子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近况，帮助孩子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

　　此外，在目前的困境下，政府要为家长和孩子的沟通交流提供便利性的服务，学校、共青团也应该主动承担起关爱留守儿童的责任，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留守儿童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成长阶段，却得不到足够的关爱，是成长中无法弥补的重大缺憾。亲情的缺位，您觉得应该如何来补位？

　　边玉芳：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由家人，尤其是父母来做这项工作，因为每个孩子都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爸妈妈是永远“代理”不了的。

　　其次，如果说要补位，老师是第二位的，但是老师要经过培训，要让老师明白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要让他们知道和留守儿童交流的方式方法。对于老师们的工作量，政府、学校也要认可，并给予适当的奖励和补助。

　　再其次，政府也可以做很多工作。目前一些政府部门组织公务员等做留守儿童的“代理爸爸”、“代理妈妈”，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留守儿童，但“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不是那么好当的，不能只是节日到了送点钱、送点物品，而应该要在平时就多进行交流，给他们心理上的关爱。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社区成立了留守儿童活动室、关爱室，也开始有了心理辅导老师，一些地方还有一对一的“爱心妈妈”。对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亲情缺失、监护缺失等问题，我们现在能为他们做什么？特别是，怎么给他们一个能在心灵中永驻的“家”？

　　边玉芳：我在一些地方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确实有很多小学生很愿意去留守儿童之家，但是，初中生却不愿意去，为什么？因为初中生开始进入青春期，很多学生从心底里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

　　对于留守儿童，我们千万不要给他们定性为“问题儿童”，反而应该发掘他们的优点。其实，很多留守儿童独立性很强，身上有很多优良的品质值得其他学生学习。只是由于平时缺少交流，缺少人关心关爱，部分留守儿童内心比较孤独。

　　因此，要有一个机制，比如，家人、老师要定期和他们沟通，或者给他们一个说话的地方，让他们的情感得以宣泄，适时地表扬他们，获取他们的信任，让他们的心灵真正得以安“家”。

　　目前，部分政府部门或NGO组织对留守儿童的帮助还停留在搞几次活动捐几个书包的层面，我觉得那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认为，帮助留守儿童不能把好事办成坏事，现阶段，可以多做一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的研究，将研究成果做一个汇集，让更多的机构知道孩子有哪些特点，真正缺的是什么，到底该怎么补？这样做，才能更好地、更科学地帮助留守儿童。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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