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在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十七届年会”上，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就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王文靖 马早明

　　治理创新须营造人才流动环境

　　“中国的教育迫切需要重大转型创新，而推进教育体制从管理向治理创新，是走有中国特色大国教育之路的关键举措。”论坛上，中山大学教授冯增俊如此表示。

　　事实上，教育治理创新所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

　　“香港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同时追求教育卓越和教育公平的过程。这些成绩从何而来？”香港教育学院国际教育与终身学习系胡少伟教授认为，这主要归功于香港良好的教育治理政策和措施。

　　据悉，香港政府通过课程改革推动教学变革的同时，也推动校本管理，促进权力下放，使各个学校能够民主和专业地运作，从而使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服务。

　　教育治理在台湾，同样备受关注。结合台湾人才培育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台中教育大学校长王如哲教授指出，时代对我们的教育治理创新方式提出了一些要求。例如，台湾在人才培育方面，不仅要努力培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更要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流动的环境，以提高台湾的人才储备量。

　　在王如哲看来，想要实现这种环境的顺利建构，必须优化台湾的教育治理模式。其中，台湾政府部门的横向整合尤为关键，行政部门必须扮演更为强大的角色，以整合留才、揽才所涉及的各个部门的相关政策。同时，为高级人才提供其所需要的环境，包括减税、移民、方便家庭来台同住、福利及升迁等。

　　需要倾听教育研究者的声音

　　“我国重大教育决策中的种种失误之所以具有必然性，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管理’思维太重，而‘治理’思维和理念太淡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扈中平如此表示。

　　治理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那么，“治理”和“管理”之间到底存在哪些差异呢？扈中平表示，相对于“管理”而言，“治理”是一个内容更加丰富、包容性更强的概念。在“治理”的理念下，行政权力的边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府部门在决策前要先听取各方的意见，充分协调各方利益。“治理”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分别是促进社会参与和激发社会活力。

　　扈中平指出，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大教育决策中种种失误的反思，可以归纳出两点重要原因：一是政府部门对教育决策的超强控制，往往以“全能政府”的姿态行使管理；二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过度服从于政治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取向，教育自身的价值诉求被严重忽视。所以教育决策必须更多地关注教育研究者的诉求，因为他们的意见往往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教育研究者不仅能更好地坚持教育自身的立场，而且能更好地坚守教育学的价值诉求。

　　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是西方共识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治理体系中缺乏社会参与，但从国外来看，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教授表示，传统的“政府——高校”的管理模式日益暴露诸多弊端，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高等教育治理主要涉及政府、学校、社会等方面，从国际视野和港澳台经验看，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经验包括通过委员会制参与政府决策，通过董事会、评议会、理事会等制度参与学校决策，通过中介机构的资助、研究、评估、咨询、协调、监督等影响教育决策和管理等。

　　在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方面，澳门无疑走在前面。“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澳门特区政府在财政上和政策上都愿意支持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澳门大学科技学院阮邦球教授表示，澳门的高等教育治理也面临许多挑战，其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政府能否利用充裕的财政资源制定合适的政策，并展现出具体的执行能力，而且也取决于大学领导是否愿意提升教师和学生的地位。

　　第三方“中介角色”不能忽视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系博士宋佳对香港的大学创建政策进行了分析探讨。她认为，完善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在香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观察香港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政策能够发现，其不仅包括外部制度保障，还有内部行为规范。在外部制度保障方面，作为第三方的“中介角色”，即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发挥着连接和调和社会、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作用。

　　“从香港的经验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系统的生态性工程，香港政府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是从全盘考虑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和前景的基础上，对建设一流大学进行了战略性部署。”宋佳强调。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马早明系该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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