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萍 本报记者 柴葳

　　“评价是教育的有力杠杆，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存在诸多问题，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推行至今，目前是‘观念已形成，行为未到位’。”中国教育学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时龙，在近日召开的2015年度教育评价研讨会上如是说。

　　2013年底，教育部确定30个地区为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上海、浙江两地作为先行试点地区。一年多过去了，实验情况是否尽如人意？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拦路虎”？

　　高校基本不采用，导致综合评价流于形式

　　一直以来，单纯以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作为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倾向，使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推行困难重重。

　　“30个‘吃螃蟹’的地区，很多还在观望。”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念鲁说，从中国教育学会的调查结果来看，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一年多以来，实质性成果并不显著。一些实验区改革存在畏难情绪，顾虑“做什么”和“怎么做”。如何找到改革的落点？改革是为了学生、家长还是高校？改革后的综合评价结果能否被学生和家长接受？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实验区改革的步伐。

　　上海、浙江两地先行试点的成果是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不少专家对实验区高考改革和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增加学生的学习选择性、促进学生多元发展的改革路径十分认可。但仍有不少与会者抛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小学综合素质测评的结果谁会用？

　　“目前的改革阻碍是，由于高校基本不采用综合评价的结果，导致综合评价流于形式。”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坦言，现阶段高校招生是高中教育的风向标，如果高校不看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或在招录标准中占比较少，那么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就可能陷入“自娱自乐”的境地。

　　高中教育与高校招录存在“剪刀差”

　　“我国的教育评价制度，更多以高校录取为导向，最后不得不陷入‘唯分数论’的泥淖。社会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中国教育学会顾问陶西平直言。

　　尽管高考改革与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改革的出发点是让学生在学习上拥有更多选择性，但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还是更多将高校录取率作为中小学尤其是高中教育质量的重要评判标准。高中教育与高校招录标准之间的“剪刀差”，在一定程度上使高考与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陷入两难境地，使改革的力度和积极性大打折扣。

　　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颜惠芬认为，虽然高考改革打通了高中与高校之间壁垒，但如果高校不关注高中教育，高中综合素质测评结果不能成为高校招生参考，势必会影响高中参与教育改革的积极性。高校用不用，成了问题的关键。

　　如何实现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结果和高校需求的对接？高中教育及中小学教育要加强与高校联动，这是浙江改革经验给出的回答。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洪峰解释，浙江高考改革后，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分专业类或专业确定选考科目范围，至多不超过3门，并在招生2年前向社会公布，考生只需1门在选考科目范围内，就可报考该专业。此外，高校还可对考生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提出要求，作为录取参考。

　　高中教育要加强与高校联动

　　高考选考科目与高校招录标准相呼应，是实现改革成果与高校对接的一条途径。此外，上海、北京等实验区的一些高中在推行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改革时，还设立大学先修课程与高校需求对接，这些大学先修课程包括理工科和商科。

　　“大学先修课程这一尝试参照了美国等其他国家的高中教育模式。大学先修课程为学有余力的学生而设，是沟通高中教育和高校教育的桥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对此表示肯定。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朱建明认为，先修课程主要以大学课程为参考，但不会完全照搬，而是根据学校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该校在高中教育阶段推行大学先修课程的学校中处于先行者之列，除设立先修课程外，还开设科技创新班等兴趣班，邀请中科院等高校教师做学生导师，指导学生科研活动。

　　改革成果怎么用？高校重视考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并将其作为招录时的参考是一条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

　　“不是说人人都得上大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戴家干认为，高校的“指挥”角色应根据社会人才需求的变化而变革，在教育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要在学生的不同年龄段对其进行评价，加强职业教育，让学生更好认识自己，规划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而不必局限于升入高校这座“独木桥”。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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