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海洋 绘

　　编者按

　　从6月24日起，本报连续刊发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之怪现状》等一系列关注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对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问题产生的根源及改革走向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期深度版特编发一组稿件，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苏令

　　“不评不甘心，参评特累心，落评更灰心。”近年来，职称评聘问题成了教师们吐槽的对象。

　　为什么旨在激励职称评聘制度却成了教师们心头的“痛”？当前的职称评聘工作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当前的职称评聘制度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记者专访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褚宏启。

　　不可能所有教师都评上高级职称

　　记者：当前的职称评聘为许多教师所诟病，让中小学教师参与职称评聘的初衷是什么？

　　褚宏启：对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问题，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去看。当前，教育发展已经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而影响教育内涵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教师。所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非常重要。

　　而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一是要通过直接的培养和培训，如完善师范教育体系、加强职后培训等；二是要健全制度，通过健全教师人事制度，让制度具有激励教师的作用。职称制度只是人事制度中的一种激励机制，希望通过职称评聘起到激励教师的作用，这涉及教师队伍的整体发展。

　　记者：在制度设计上，职称具有甄别分等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其有一定的名额和比例限制。当前，许多人呼吁取消职称指标限制，只要符合一定条件都可以申报。这样一来，职称评聘变成了门槛控制，是不是违背了职称评聘的初衷？

　　褚宏启：职称制度提供了教师职业发展的阶梯，旨在引导教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从而在教师整个职业生涯中形成一种持续的激励。职称必须要有一定的比例结构，比如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占多大比例等，否则职称制度就失去激励作用了。如果是运动式的，大家一下子都变成最高级的职称了，这个制度就失效了。

　　记者：但是，这个比例结构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教师整体素质的差别？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有高级职称教师的水平，还不如另一地区只有初级职称教师的水平？

　　褚宏启：各地教育是有差距的，不同层级的职称所代表的教师水平具有区域差异甚至差距。比如，教育不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调到北京，就不一定都是优秀教师了，或者说个别“优秀教师”在提升学生考分方面有经验，但离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前不久，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特级教师管理办法（修订）》以及《北京市特级教师评选办法》，从明年起，外调入京的特级教师不再直接认定为北京市特级教师，须重新参加评选。

　　记者：现在北京、上海的许多名校都从外地大量进入特级教师，使学校特级教师比例很高。对此，您怎么看？

　　褚宏启：我们应当把本校培养多少特级教师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不是只重从外地引进而不重从本校培养。只从外部引进人才是不够的，这对其他地区的教育是一种伤害。因此，我们一定要立足本校本土，否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地的和尚就没动力了”。特别是花重金引进的特级教师如果教学能力不高，会在本校老师中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突出科研成果评价是懒政

　　记者：职称是对教师工作能力的一种评价方式，但反映教师工作能力的维度是多元的。当前的职称评审中对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级别要求很高，这对于以教育教学实践为主的中小学教师来说，是否不公平？

　　褚宏启：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评职称应该是不一样的。高校有知识创新的责任，但中小学主要是传播知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中小学教师也能创新一些知识，包括对教育、教学、管理产生一些新的创见等，但中小学教师的主要任务还是把已经成熟的知识传播给青少年一代。职称评聘主要是一种评价制度。教师职称评聘要和教师的职业特点结合。既然中小学教师主要任务是传播知识，那么就要评价他传播知识的能力，即考评他们的教学水平、教学能力。如果把论文发表作为评价的一个方面，我也不反对，但一定要把教学放在第一位。而且，论文发表也要和教学结合起来。如果一位教师发表了很多论文但教学一团糟，这种论文的实际价值是不大的。

　　记者：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数量作为评价标准，评价起来比较容易、比较简单，而要真正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就比较复杂。避难就易，是不是一种懒政？

　　褚宏启：这是一种异化现象。从评价的角度来说，容易评的东西往往就会被强化，不容易评的东西往往会被轻视。就和评价学生一样，评价考试分数很简单，就容易被看重，而艺术素养、品德发展等不容易评价，就容易被忽视。在教师评价上，不能因为科研成果发表的刊物等级、数量容易被评价，就把科研论文放在很突出的位置上。所以，在教师教育教学评价上一定不能偷懒，要看教师能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可持续发展，能不能让学生乐学、会学，这些才是根本。我们既不能只是以分数论英雄，也不能只是以文章论英雄。

　　记者：但要做到这些，需要评价者去观察、去追踪，但评价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评价者跟老师可能根本都没见过面。这样一来，如何评价？

　　褚宏启：评审权力至少是初审阶段应该下放到学校，让学校有发言权，而不是直接交给教育行政部门和不了解教师实际教学情况的专家。教学评价首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是学校同行来评，甚至于“学生喜不喜欢”也可以作为评价教师的一条标准。在评教方面，中小学生因为年龄小，认识能力、判断能力相对不足，可能评得不是很客观，但老师对孩子好不好、是否喜欢孩子，孩子们是知道的。

　　记者：有些时候，“同行是冤家”，同行评价是不是也不一定客观？

　　褚宏启：这涉及到评委选择的问题，要把那些有评价能力、业务能力比较强、有公心的人推选出来作为评委，这样能保证自下而上推选出来的人是信得过的。实际上，谁教书教得好，老师们心里是很清楚的。

　　不要把职称作为唯一激励方式

　　记者：由于当前的职称评聘是终身制的，一些教师评上高级职称以后，就开始不思进取、吃老本，虽然职称上去了，但教学水平却下来了。有人呼吁取消职称终身制，您怎么看？

　　褚宏启：现在有人提出来要取消终身制，评上职称只管5年，但这样会让老师这个职业很没有安全感，不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职称评聘只是激励方式的一种，不是唯一的。所以，要有一个“激励组合”，除职称晋升外，还要有管理职务晋升、名誉称号评选、外出培训机会提供等很多其他激励方式。

　　记者：当前，职称与教师工资、房补、福利、职务升迁等挂钩，甚至一些地方，为了操作方便，不论干好干坏，直接将教师的绩效工资与职称挂钩。让职称承载过多的待遇，会带来哪些弊端？

　　褚宏启：老师们重视职称与这有关系，现在出现了“职称至上”现象，给职称附加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主张相对分离，比如工资与职称关系比较密切，但这个工资应该是基本工资，而不是绩效工资。其他的一些福利能分离的就相对分离，这样便于建立一个好的激励制度。

　　绩效工资完全与职称挂钩，实际上就没什么激励作用，就变成一种身份激励，而根据身份给予报酬和根据绩效给予报酬是不一样的。那样做，绩效工资就失去了其本来含义，就变成身份工资，而不是绩效工资了。所以，我建议对绩效工资进行二次改革、深化改革。

　　记者：评聘分离和评聘合一各有什么利弊？怎样做才最科学？

　　褚宏启：我觉得评聘合一比评聘分离好一点。因为评聘一旦分离了，即便评上职称，也不一定聘上，而不被聘上就不用兑现相应待遇，这样就往往会导致放开名额限制，就会评上很多人，其不良后果是：一是会使教师职称结构失衡；二是“被评上”的教师就会强烈要求被“被聘上”，而已有的职位与资源远远不能满足这种诉求，就会制造许多人为的矛盾。所以，评聘合一好一点。

　　职称评聘不能忽视程序公平

　　记者：在职称评审中，一些地方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将指标分配到校，以至于出现有的学校有指标却无人申报，而有的学校优秀教师很多但却没有指标的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褚宏启：在区域层面上对教师职称评聘应加强统筹，要有利于调动整个区域教师的积极性。比如，有的学校教师合乎要求却不给学校指标，而有的不合要求却把指标给了学校，这说明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水平不高，没有做好相应的调研工作，这会严重影响一些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教师队伍建设。指标投放要做细致调查，要做需求分析，这也是对程序的一个要求。

　　职称评聘制度包含两种制度，一个是实体的制度，一个程序的制度。除了评聘的标准和内容等实体制度必须科学和明确以外，程序也要体现科学性。这也叫程序公平或程序正义。

　　记者：当前的职称评审，对城市教师比较有利，怎样才能给农村教师以更多的机会？而且，一般说来，高中的职称名额比初中多，初中比小学多。难道高中老师水平就一定比小学老师高？

　　褚宏启：一般来说，城市老师比农村老师整体素质高一些，高中比初中、初中比小学学历可能要高一些，发表论文可能更多。但是，小学教师占的数量更大，工作条件也更为艰苦，因为农村学校的主要类型是小学。所以，将来高级职称的比例结构要调整，要更加合理，要重心下移，向小学倾斜、向农村倾斜。

　　记者：实际上，学段越往下，孩子越小，对教师要求越高，目前的职称指标分配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

　　褚宏启：孩子年龄越小，行为能力越弱，老师的责任就越大，对老师的教学能力、教学艺术要求就比较高，并不是学段越低，老师就越轻松。因此，最起码应该根据总体的数量结构来分配名额。当然，高中可以多一些，但不要多得太离谱，比例结构不能出现严重倒挂。

　　记者：一般来说，学校领导及中层管理者一般职称较高，一方面，可能拥有高职称后容易提拔为校领导；另一方面，也与校领导掌握较多的评聘资源有关。对此，您怎么看？怎样才能给一线教师更多的机会？

　　褚宏启：中小学的管理人员大多是职称晋升之后才做管理人员的，另一种情况也有，但相对来说比较少。

　　实际上，这主要涉及分类管理的问题。校长和教师的岗位要求和专业要求是不一样的。在将来的人事制度改革中，有没有可能给校长专设一轨，重点考察管理水平、管理专业化？比如评正高，北京市就为校长开了一轨，不是评价他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而是评价他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从未来改革趋势来看，职称评聘应根据评聘对象的专业特点、职业特点来决定评价的重心：教师主要看教书的能力，管理者主要看管理的能力。

　　记者：当前的职称评审主要是行政主导，职称评审如何去行政化？可否引入第三方评价？

　　褚宏启：现在一些第三方，包括中介机构、专业机构等，都具有一定的行政性，对政府的依附性比较强，有的盈利性也比较强，专业性也不是很强，反而没有政府有公信力。所以，职称改革还是要和当前的教育治理改革结合起来。教育治理改革就是要多方参与，在学校层面，就是把老师的声音充分表达出来。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尊重、有效整合老师们的意见，让基层学校的教师在职称“初评”环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具体表现。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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