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杏坛讲学。 　　资料图片

学生们正在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学习“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课程。 　　资料图片

　　近年来，“国学”在国内持续勃兴，逐渐成为一个从民间到官方都颇为关注的题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哈佛大学也出现类似热潮：通选课“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连续几年成为热门，2013年和2014年更是在6700多名本科生中吸引近700位学生选修，在人数上可与计算机、经济学等传统热门课程比肩。这门课程每周开讲两次，在哈佛校园最大的礼堂桑德斯剧院举行，700多位学生坐满第一层与夹层的座位，有些同学则坐到第二层，专心聆听，记录笔记，场面甚为壮观。

　　“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由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迈克尔·普鸣教授主讲，首先概括介绍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然后以每周一位思想家的进度讲授孔子、墨子、孟子、老子、管子、庄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的学说，最后以对秦国统一六国的讨论作结。然而，中国古典经史子集所使用的语言颇为艰深，连中国学生也需要古汉语知识的积淀才能读透，这样的课程又为何能在异国学子间获得如此大的关注度？

　　通识教育与中国哲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讲起。在20世纪初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洛威尔曾说，“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既能博雅，又有所专攻。”如果说本科生的专业课是其所专攻的话，那么通识教育则属于博雅的范畴。所谓“专攻”，即要求学生对知识的追求采取一种非功利性、纯粹而独立的态度；而通识教育则更注重引导学生建立一种健全的伦理观，将独立纯粹的知识与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哈佛的通识教育正是依照这种精神来设计的。

　　“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便是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自然延伸与发展。这门课采用英文教学，阅读的中国典籍也是英文翻译，学生们并不需具备任何专业背景知识。它并不以培养中国哲学专家为目的，也不要求学生成为伦理学家、政治家。哈佛的通识教育课程选择多样，这门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便是其中之一。但中国古典哲学智慧独有的特点，使得它尤其符合通识教育的理想——课程关注的是普遍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和个人修养问题，是超越具体学科专业的、每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也正印证了这个理想——真正的君子并非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而始终保持着人所天生具有的、未被定义的潜能。事实上，孔子的这句话也颇受学生们推崇，屡屡在论文中被引用。

　　另一方面，哈佛大学本身就拥有悠久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哈佛大学的汉学图书馆，在20世纪初期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同步收藏中国出版物，其收藏之丰富与全面，举世闻名。中国老一辈人文学者中，包括陈寅恪、胡适、林语堂、汤用彤、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都曾在这里求学或讲学，从而为哈佛大学在中国文学与哲学研究领域，潜移默化地奠定了底蕴。

　　有趣的是，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梅光迪、林语堂这几位鼎鼎大名的现代中国学者，皆受业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大师白璧德，而非入读专门的哲学系。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在哈佛的中国学者，皆有志于沟通中西文化。而陈寅恪、赵元任又在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中占据两个席位，赵元任的长女赵如兰女士，也曾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音乐。林语堂更是在英语世界推广中华文化当仁不让的杰出学者。当代学者杜维明也曾长期在哈佛大学讲授儒家哲学，除培养专业研究生之外，也在广大非专业学生中推广中国哲学，传播中国古典智慧，还组建了一个被称为“波士顿儒家”的学术团体。哈佛大学的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版图长远而紧密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传统思想的异国奇遇

　　同样的国学经典，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教育体制中会获得不同的反响。笔者有幸连续两年担任该课助教，前后指导过70多位美国学生，借此机会也得以了解毫无中国文化背景的美国青年是如何认识、评价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例如，在毫无文化经验与历史背景积累的情况下，以孔孟学说、儒家礼教为例：它们带给学生们的最初感受，既没有在两千年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积累的权威与正统意味，也不具有鲁迅先生笔下“吃人”的可怕印象。在他们看来，所谓“儒家思想”不过是一套平易近人的日常道理而已。但经过系统学习，学生们渐渐体会到，儒家思想其实是无比深刻而珍贵的人生经验，也是伦理智慧的总结。

　　在课堂讨论中，普鸣会要求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诸子学说谈谈理解，并与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在这种讨论里，学生们往往展示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倾向：儒、道、墨、法的派系性差异，被他们转化为对具体伦理问题处理方式的区别。例如，为何荀子告诫我们要不断学习，庄子却鼓励我们善于忘记？为何在众多才华横溢的门徒之中，孔子偏偏最喜欢朴实守拙的颜回？为何庄子喜欢嘲笑孔子，却对孔子的爱徒颜回情有独钟？个人的修养与国家的治理、私德与公德，为何会有紧密的关系，并且是何种关系？平等原则与优胜劣汰原则，哪个更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这些都是同学们热烈讨论的题目。

　　学生们的想法各异，答案也五花八门。教师并不提供明确导向，同学们也乐于无拘无束，不囿于成见，常常能提出新鲜的见解。不少同学采取对比的形式，比较各家短长，甚至比较东西方思想的差异。例如，通过学习，一些学生认识到绝大部分现代国家制度的根基类似于法家学说，所以孔孟之道对他们的启发和冲击尤其明显。同学们经常会进而批判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有趣的是，他们所借鉴取法的往往是孔孟学说，而非法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道家思想是学生们感到最难理解的，至于《老子》一书，对很多人来讲则犹如天书。道家文化所特有的无为与守拙的处世态度，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校园里，新奇之余更显格格不入。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家原则的普遍性，更衬托出儒家、道家作为我国思想遗产的独特性，在美国文化氛围中，反而对学生们具有更多可资借鉴与学习之处。

　　中国的国学经典在哈佛大学获得如此广泛的受众，并非学校要求，而是学生们的自由选择，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魅力。

　　笔者还记得，普鸣在学期肇始即宣布，“这门课将改变你们的生活。”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既吸引了文科生，又吸引了许多平时不会选修文科课程的理工科学生，这也很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甚至唯一一次如此集中、长时间地思考、讨论政治、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专业问题，从思维方式与学习效果而言，皆与经济学、计算机等实用性课程有着质的差异。当学生们离开校园开始工作之后，也许没有谁会成为中国先秦学派的信徒，也许有些人只学会了庄子关于遗忘的教导，而不再记得谁是墨子，谁是荀子。但是，这种对于伦理、政治和个人修养的开放而深入的讨论，以及中国哲学思想曾经给予他们心灵的启发和冲击，将会对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发挥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05日 07 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