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近年来，全国多地相继或同时发生高考替考事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刚刚结束的今年高考又爆发湖北“枪手”为江西考生代考的丑闻。与代考报道相伴的是关于“枪手”身份的统计。有报道说，“枪手”多为高校生，其中困难学生、农村学生居多。去年河南杞县替考案中，“枪手”由牵线人从高校选出，多为农村大学生，多数家庭较为困难。如此“数据”一再见诸媒体，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令人担忧。（《法制晚报》6月10日）

　　贫困大学生当“枪手”，本身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为了有限的收入，不惜冒着身败名裂、失去来之不易的学籍，甚至被判入狱的巨大风险而为人代考，确实更容易见之于经济压力过大的大学生。一个衣食无忧的“二代”除非为了寻求刺激，绝对不会铤而走险。经济不能决定一切，但经济状况不佳的人更容易受诱惑，这也是事实。所以，大学对贫困大学生多点关心，给他们多一些勤工俭学的机会，虽然不足以杜绝大学生当“枪手”，至少可以让他们在诱惑面前多点坚持。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身份统计数据一旦广为人知，势必产生某种类似“贴标签”的效应：因为当“枪手”的贫困大学生比较多，所以贫困大学生更容易当“枪手”，所以所有贫困大学生都有可能当“枪手”。如此毫无逻辑的推理一旦被社会所广泛接受，许多原来与“枪手”毫无关系的贫困大学生可能从此遭受更大的心理压力。无论身边的同学和教师真的抱有类似看法，还是贫困大学生在社会压力下自暴自弃，都会促成“标签认同”。而这样的认同一旦建立并固化，极易自我强化，最终导致更多贫困大学生行为失当，由此进一步加剧贴标签的惯性做法。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这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说在生态保护领域，环保主义者强调“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那么在高考作弊方面就是“没有雇佣，就没有枪手”。至少在违法犯罪这条底线标准上，雇佣“枪手”的人和“枪手”之间没有谁是干净的，他们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了一面就没有另一面，雇佣“枪手”的考生及其家长至少应该与当“枪手”的贫困大学生同样感到羞耻。在某种意义上，如果加大对高考作弊的惩处，那也应该是主动方即雇佣“枪手”的一方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过度关注“枪手”和贫困大学生而对雇佣“枪手”的人“视而不见”，不仅是不公平的，更是有害的，只会造成代考市场更加膨胀，更多的贫困大学生经受不住诱惑而以身试法。显然，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弊代考的交易双方必须接受与各自责任相应的处罚。这样才能取得以儆效尤的效果，既维护了教育秩序，也保护大学生不落入代考的陷阱，保护考生不落入被代考的陷阱。这是全社会期待政府完善高考管理体制的真正关切所在。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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