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根据您和孩子的需要自行选择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如果少做或不做作业时,请及时写一张纸条或发一条短信给老师即可。”最近,广州东风东路小学学生的家长收到了班主任的“特赦”短信,学校作业不再是“必修课”,变成了“选修课”。这样极富人情味的作业令,源自“弹性作业”的制度改革。
媒体将“弹性作业”称为制度改革,显然想赋予这一做法更高的意义,同时推广到其他学校。客观而言,“弹性作业”与此前的“无作业日”(一周有一天不布置作业),或者规定学生的作业量相比,确有创新,家长和学生有了做不做作业的选择权,可是,究竟有多少家长会动用选择权,以及这一做法究竟能坚持多久,还有待观察。
虽然学校把家庭作业这一“必修课”变为了“选修课”,可这与真正的“选修”不同。所谓“选修”,就是学生可以有权“不修”,或者选择其他的替代。但“弹性作业”不同,只是今天可以选择不做,而不可能连续几天都选择不做。学校允许家长在一周内连续给老师三四张孩子不做作业的纸条,可能也会感到压力重重。再就是,孩子今天没有做的作业,极有可能会在来日补上,而不可能今天不做了,就一直不做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基础教育就一直在提“减负”。在“减负”过程中,不少地方、学校都在学生的作业上下工夫,比如有的地方,要求小学低年级不得布置家庭作业;有的地方明确规定小学生的作业量不得超过一小时;还有的地方要求取消家长在作业上签字等等。但是,这些治理措施并没有起到减负的效果,所有做法几乎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调启动,黯然收场。在最初阶段,教育部门重视、学校严格执行,可过了一段时间后,一切又恢复原样,甚至变本加厉。
“弹性作业”很有可能重蹈以前减负措施的覆辙,在最初阶段,确会有家长动用“选择权”,给老师发短信、写纸条说孩子没有做完作业(其实,在没有实行“弹性作业”的学校。有时家长也会这样给老师发短信解释),可接下来,如果孩子成绩下降,跟不上学校进度,教师和家长就可能都不淡定了。假如学校确实要动真格对作业进行改革,就大胆地彻底“弹性作业”,连家长发短信也取消,学生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学校让家长发短信,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为,这是减少自己在作业要求中的责任。
当然,这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学校在有限的空间中做挣扎。我国学生的课业负担之所以无法减轻,关键在于我国的升学评价制度没有改革,在单一的用分数作为唯一标准进行选拔的考试评价体系之下,学生要考出高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题海战术。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学校、学生和学生的比拼,往往就是学习时间、作业量的比拼,这也注定一校对于家庭作业的改革,一个学生家庭对于学习态度的转变,往往很快被大环境淹没——你不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其他学校继续要求,甚至更严格地要求,如果学生的整体成绩下降,升学受到影响,学校的地位马上就受到挑战;你不让孩子做作业,不去上培训班,其他孩子却“刻苦作业”,下一次大考到来,考的就不只是学生,而是家长的心态——万一孩子成绩不好,还能继续坚持让孩子轻松学习的教育观吗?
所以,要真正让学生减负,就必须改革升学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多元评价制度,这才是制度改革。这一改革,才能把学校、教师和学生从应试教育、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发展孩子的个性、兴趣,让他们有时间和空间成为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