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教师
“明星”老师屡遭失业
虽然辛苦,但也没把范艳彬从干了24年的教师行业里逼走,但他心里总有个遗憾。
从河南老家镇中心小学的代课教师,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任课老师,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却从来不是教师队伍里的正规军,“我有教师资格证,但始终没进编制。”这意味着,他无法享受国家给教师的一切待遇,而“取缔”却成了他教书史上最不幸的关键词。
2003年,在镇上当了15年老师,刚拿到教师资格证的范艳彬,还没来得及转正就下岗了。那一年,国家取缔代课教师,范艳彬说,连教他小学的老师都失业了,“那可是干了二三十年的老教师啊,一辈子,真不值。”
但他还是不能放下讲台,在北京海淀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他又当上了语文老师,却依旧没编制。
“工资不到800元,教室是厂房改的,课桌没油漆,板凳上的木碴都能划破衣服。”但能站在讲台上教书,他认了。
4年来,范艳彬成了学校里最有办法带差生班的“明星”老师,一度让成绩最差的班级考出第一,2007年,学校却因无证办学关停,范艳彬再次失业。
如今,在金海河小学,范艳彬依旧是名编外老师。
新希望学校的副校长徐敏也从未把自己定位为“北京教师”。
11年间,徐敏的工资从800元,到如今的4000元,作为一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是全部的上升空间”。
2001年,来北京之前,他是一所乡村学校的语文教师,月收入400元。
“公办教师或乡村教师都是个身份,打工子弟教师在夹缝中,没身份。”徐敏说,北京十年,他并没有过“我是一名北京教师”的奢望,“想都不敢想”。
调查数据:69.3%的受访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认为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低,这严重地打击着老师们的自信心与自我的身份认同。
高负荷
大班额远超公立校
和偏低的收入不成比例的,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们所承担的教学重负。
在明圆学校任教的7年里,黄文革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还兼任五年级1班的班主任。
她记得给学生上课,班里有48个学生,但随着周边打工子弟学校不断被关停,学生越来越多,目前,她的班级学生总共63人。
像这样的大班,明圆学校至少有四五个,“全校40多个人的班基本没有,至少也是50多人的。”
按照国家规定,小学班容量标准不得超过45人,2009年北京公办小学平均班容量为31人,打工子弟学校92.7%的小学老师称,其所教班级都超过了31人,“超载”现象、大班额给老师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人多,意味着老师们批改的作业也多。讲台旁黄文革备课的课桌上,厚厚的一摞作业本,占了桌子的大半边,63个孩子的100多本作业,全看完,需要两节课时间,“有时还得带回家批,备课也都拿回家写。”
除了英语和体育,课程表上,都是黄文革的课,“一天都离不开教室。”
与公立小学教师比较,北京公办小学教师的每周课时数为16.03节,而打工子弟学校小学教师平均每周课时数为24.55节,是前者的1.5倍。
有时,黄文革得充当家长角色,放学后盯着学生写完作业——很多学生家长没时间管孩子,所以不少学生回家不完成作业。
每个学期,班里学生就会换上一批新面孔,这也让黄文革颇为无奈,“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一些好学生,下一学期有可能就见不到人了。”
黄文革说,63个学生,从一窍不通到特别优秀,分七八个层次都不止,“有的转校生,5年级了,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
43岁的黄文革照了照镜子,发现头上的白发丝丝缕缕地又多了不少,爱人万超比她大6岁,离开讲台的他,一根白发也没有。
调查数据:打工子女的高流动性、课业水平差异大、班级人数多和课时任务重,成为学校教师们繁重的工作负担,78.2%的老师为此感到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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