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连续多发，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焦虑。而如何从源头预防性侵儿童案件的发生，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在今年两会上，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孩子”的呼吁。
★ 国内外防性侵专家都强调，性侵犯罪可能发生的地域，有公众场合和密闭偏僻场所两类，如果儿童在后一种情况下大声呼喊，可能会导致犯罪者起意杀害孩子。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课程，儿童这种对防性侵知识一知半解，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危及自身安全，造成恶性后果。应当让“安全教育第一课”作为小学新生入学的第一课。
★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这一领域仍存在空白。因此，虽然广东等地方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性教育或防性侵的读本，但仍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推广性，导致儿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实践只能停留在一地、甚至可能是一届教育部门主管领导的任上。
★ 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学校虽然相继安排了性安全教育课程，但教学实践明显不足甚至缺失，从调查中了解到，仅有8.3%的家长表示知道学校进行过性安全知识教育。而防性侵知识越得不到普及，未成年人就越不了解最起码的防性侵安全知识，遭到性侵的概率就会增加，加之害怕或羞于启齿、社会压力等因素，未成年人受性侵后不愿曝光，使犯罪分子屡屡得逞且逍遥法外。因此，加强预防性教育很有必要。
★ 将《刑法》中“奸淫幼女罪”修改为“奸淫儿童罪”，将男孩也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同时对教师、看护人、公务人员等特殊主体奸淫儿童的要从重处罚。 要坚决废除“嫖宿幼女罪”，一律按“奸淫儿童罪”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加重对相关犯罪人员的惩处。嫖宿幼女罪的罪名实际上从法律上给有些犯罪人员一个空隙，甚至是一个免死牌。期待《刑法》能够早日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从法律上保障儿童。
★ 建议修改刑法中有关儿童保护条款，应提高虐待罪法定量刑的最高刑期。同时应将奸淫幼女罪改为奸淫儿童罪，将男童性侵害案件囊括在内，从重处罚。从我国情况看，忽视、虐待儿童造成的重伤和死亡案件屡有发生，但虐待致死也只有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目前虐待罪量刑最高刑期偏低，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应提高法定量刑的最高刑期，虐待儿童的、虐待情节特别严重的、虐待致人重伤或死亡的，都应按照刑法故意伤害罪和过失杀人罪的规定进行处罚。
此外，建议将“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改为“组织或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无论是否违背幼女意愿，均应比照成年妇女加重处罚，从而加大对组织幼女卖淫的处罚力度，维护幼女的人身权利。
★ “嫖宿幼女罪”立法初衷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量刑标准上已反映出立法者的这一愿望和决心。遗憾的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罪名中的"嫖宿"二字将幼女判定为卖淫者,在尚未惩戒施暴者前先把板子打在受害者身上,使无辜者成为社会意识中的过错方,极大损害了幼女的人格和尊严,对幼女及其家庭造成沉重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和保护,也不利于惩治对未年人的性侵犯罪。
★ 在贯彻我国法律关于给予儿童特殊优先保护的基本原则下，“嫖宿幼女罪”的废存问题不能再无休止地被拖延。在性侵案件中，儿童本身就是受害者，如果给幼女贴上“卖淫女”的标签，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不利于对幼女权益的保护。
★ 现在社会需要改变两个错误认识：第一，性侵的受害者并非只有成年人。据我所知的案例，中国受害儿童的最低年龄是3岁，国外甚至有不到1岁的受害者案例。第二，不是只有别人家的孩子才会被性侵。根据国外和我国的统计，60%-70%的性侵儿童案件都是熟人作案。
应当组织专家组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权威性、指导性的教师防性侵未成年人行为准则。比如“教师不得单独对异性学生留堂、训诫，如确有教学上的必要，应至少有一名同性教师陪同。如无同性教师陪同，教师与异性学生在室内单独相处时，不得关门。否则学生可拒绝教师要求或告知监护人”等
★ 低龄学生对于法律的理解有限，司法部门应该从如何有效地对未成年人开展经常性的防范教育，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受到侵害后如何以法律进行维权。对于学校负责人的选任和考察，对于教师的选用、师德和品行操守的评估，都与教育部门密切相关。教育部门对于性侵女童的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承担起家庭、社会对于未成年人在校安全和教育的重托，教育部门应该认真反思并拿出切实的措施。
★ 主观原因是教育严重缺失，从来没有把孩子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从小灌输的就是服从，而很多侵犯他们的正是这些让他们服从的人，孩子却连告状的勇气都没有。客观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造成留守儿童的城乡差距和教育资源不平等，，如果教育资源足够，他们就能和父母在一起，遭遇侵犯的几率就会小很多。
★ 对女童的保护应当是全方位的保护。应从女童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四个方面考虑如何为儿童构建更加安全的保护网。我国的性教育比较缺乏，当务之急要加强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