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舟求劍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其實與之相似的成語還有荊人循表、引嬰投江。前者說的是，楚國軍隊想要偷襲宋國，派人先在澭河中測量深淺並做標記。但發起攻擊時，澭河水突然上漲，楚國人不知道，在夜裡沿著原來做的標記徒步過河，結果淹死了一千多人，士兵驚恐的聲音如同房屋倒塌一樣。

后者說的是有個人從江邊經過，看到有人正要把一個嬰兒投入江中，嬰兒在哇哇大哭。這個人趕忙上前勸阻，問怎麼回事。回答讓人啼笑皆非：“他爸爸擅長游泳。”

這3個故事，都是出自《呂氏春秋》，用以說明的道理是治國者不能固守舊法，不要因循，應該根據時勢隨時變法，與時俱進。正確對待舊法的態度，應該是取其立法精神，舍棄不適合今天的具體條文。這樣的觀點，到現在都不過時。

呂不韋其人，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但不影響他主持編纂的這部《呂氏春秋》的價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此書較諸子之言更為醇正大氣，應該得到更多關注。

這書怎麼來的？司馬遷在《史記》中說，秦國丞相呂不韋仿效“戰國四公子”的做法，招養門客三千。在秦國一統天下的前夕，他組織這些門客編寫了這部書。

該書包括十二紀、八覽、六論三部分，20多萬字。歷代分類，都把它歸於“雜家”，多認為是糅合各家學說而成，沒什麼創新。其實不然，《呂氏春秋》是一部為秦國統一全國后制定的治國大綱。當時，呂不韋大權在握、被尊稱為“亞父”，在推進統一戰爭的同時，勢必要為統一之后的國家擘畫藍圖。

在書中，呂不韋對著述動機做了說明：其一是為了“紀治亂存亡”，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其二是提出了“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的政治准則﹔其三是強調治國必須“行其理也”，與秦國一向尊奉的“法治”有所區別。

為了擴大該書的影響力和傳播力，《呂氏春秋》撰成之后，呂不韋將該書挂在都城咸陽的城門上，同時懸千金於其上，聲言不管誰，能加減一個字，就給千金。這就是成語“一字千金”的由來，用以形容文章好得不可修改、價值很高。

能達到這樣的水平，歸功於《呂氏春秋》對先秦諸子思想來了一次大總結，特點就是“雜”。這個雜，不是雜亂無章，不是思想拼盤，而是超越門派之見、集眾家之長。何為眾家之長？對諸子百家學說的特點，《呂氏春秋》進行了精准的概括：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

在此基礎之上，該書對諸家學說來了一次“掐尖”式融合：對道家，取道法自然的思想，棄消極避世的傾向﹔對墨家，肯定兼愛、尚賢等主張，摒棄鬼神之論﹔對儒家，重視綱常倫理與尊師重教﹔對名家，借鑒其循名責實理論﹔對陰陽家，融合了五德終始學說﹔對法家，學習變法主張與貴勢思想，反對專恃法術勢治國的思想……

融合之后的學術思想，反映在政治主張上，主要是推崇無為而治。《呂氏春秋》全書洋溢著濃厚的法天地、重無為的道家思想傾向。

比如在《察賢》篇中有這麼一個故事，說孔子的弟子宓子賤治理單父這個地方時，每天彈琴作樂，悠然自在，很少出公堂，卻把單父治理得很好。而孔子的另一個弟子巫馬期治理單父時，每天星星還高挂在天上時就出門工作，直到星星又高挂天上時才回家，夙興夜寐，事事親力親為，這才把單父治理好。

巫馬期向宓子賤詢問不過勞也能治理好單父的緣故。宓子賤說：“我的辦法是憑借眾人的力量，你的辦法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當然勞苦，依靠眾人的力量當然安逸。”

不過，《呂氏春秋》推崇的無為而治思想與秦始皇的法治思想實難相容。因此，《呂氏春秋》在統一后的秦朝並未發揮作用。但秦朝的飛速滅亡，又從反面証明了《呂氏春秋》的價值。到了漢初，幾代皇帝都推行黃老政治，與民休息，“文景之治”就是在這樣的治國方針下取得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呂氏春秋》確實是一部合格的治國大綱，隻不過沒有用在娘家而是應在了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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