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少年強中國強，體育強中國強，推動我國體育事業不斷發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少年兒童要注意加強體育鍛煉，家庭、學校、社會都要為少年兒童增強體魄創造條件，讓他們像小樹那樣健康成長，長大后成為建設祖國的棟梁之才。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青少年身體健康和體育工作，不斷出台相關政策法規，引導廣大青少年積極參與體育健身，強健體魄、砥礪意志，凝聚和煥發青春力量。在此背景下，我國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行業迎來重大發展機遇，對學校體育形成了有益補充。但在行業爆發式發展的同時，課程無體系、師資不專業、監管主體不清、缺乏辦學導引等問題相繼出現，亟須相關部門引導、扶持與規范。

如何規范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行業的發展，避免行業無序擴張，讓孩子們更科學、更安全地強壯體魄？本報記者對此展開調查，並對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行業高質量發展提出建議。

1 行業井噴：規模超千億元，體育培訓成超級“藍海”

四月的一個周末，春日高照，北京北五環外某小區廣場上人聲喧騰。

頭戴鮮艷頭盔，腳踩輪滑鞋，幾個四五歲的“小豆丁”正在教練指導下練習輪滑。起步、擺臂、穿越障礙，不小心滑倒了，也會一骨碌爬起來繼續向前。

“看著小區有小朋友滑，孩子嚷嚷著想學，幾個家長就‘攢’了個班。孩子待在家裡鬧著要看電視，還不如出來鍛煉身體。”五歲男孩豆豆的媽媽告訴記者。

上午10點，記者來到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北園，對外開放的足球場地早已被少兒體育培訓班佔領。“新征途”“非凡”“格越”……孩子們身著不同俱樂部的球服在球場上盡情奔跑，停球、顛球有模有樣，一個個小臉汗涔涔紅扑扑的。

冷了補習班，熱了運動場。《2021大眾健身行為與消費研究報告》顯示，76%的家長認為有必要給孩子報體育培訓班。記者調研也發現，隨著“雙減”政策落地生根，原本處於興趣班“鄙視鏈”底端的體育培訓正成為家長和孩子的“新寵”。

“我們班大部分同學都在校外上體育培訓班，有的學羽毛球，有的學武術，還有的學滑冰。”山西省三年級小學生坤坤說：“每次運動完，就一個字，爽！”

旺盛的市場需求下，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行業迎來蓬勃生長期。

近年來，原本學科類教育培訓賽道的部分企業逐漸轉型，涌入體育教育培訓的軌道，如新東方、好未來、大智、學而思等大型教育培訓機構都開始把體育素質教育納入培訓的經營范疇。

相關數據顯示，從2014到2019年，我國兒童體育培訓市場規模均保持著40%以上的年增速，2019年市場規模已達599.8億元。自“雙減”政策發布以來，全國藝術、體育培訓類企業新增了3.3萬余家，較去年同期相比增長99%。

一份2022年中國素質教育行業報告分析認為，體育教育受政策利好發展迅速，市場仍在升溫。到2023年，我國少兒體育培訓市場規模預計將超1300億元，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成為超級“藍海”。

“以初中為例，僅僅依靠一周3節的體育課難以讓學生熟練掌握運動技能。一項運動技能要熟練、鞏固、提高，必須在課后堅持訓練。同時，學校體育的師資和資源等也難以滿足當前學生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體育鍛煉需求。”揚州大學體育學院院長陳愛國認為，健康、高質量的體育教育培訓產業將對學校體育形成有益的補充，更好地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2 升溫背后：政策導向、育人理念轉變等多重推力

乒乓球培訓35節課，8400元﹔跆拳道培訓70節課，14400元﹔游泳培訓52節課，12000元……記者調查發現，青少年體育培訓項目大多價格不菲，一線城市平均每課時（注：一般以1.5小時計算）在200元以上，二三線城市收費略低30-50元。一些小眾項目，如花樣滑冰、高爾夫球、馬術等課時價格更是直逼500元。

對此，家長們卻紛紛慷慨解囊，“為了孩子都值得”“有個好身體最重要”。

“隨著我國人均GDP接近中高收入國家水平，按照全球體育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青少年體育消費將迎來巨大的發展空間。”清華大學體育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認為，這背后，是政策導向、教育理念改變、體育環境等多重推力在起作用。

政策密集出台，釋放積極信號。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青少年身體健康和體育工作，不斷出台相關政策法規，引導廣大青少年積極參與體育健身。記者梳理發現，僅2021年，就有11份相關政策為體育教育培訓行業釋放出積極信號。如教育部出台的《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體質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創建青少年體育俱樂部，鼓勵學生利用課余和節假日時間積極參加足球、籃球、排球等項目的訓練”﹔國務院出台的《全民健身計劃（2021-2025年）》要求“各級體育行政部門要將青少年體育俱樂部作為深化體教融合的主要陣地，推動體育、民政、教育、稅務、財政等跨部門治理，出台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專門性政策文件”等。“雙減”政策的落地，更是為家長和孩子選擇體育培訓提供了時間、金錢的保障。

教育理念轉變，凝聚成長共識。政策的接連出台，也給家長的教育理念帶來深遠影響。體育的育人功能被越來越多的家長看到、重視。“不僅是想讓孩子學會一項運動技能，更想讓他在運動中學會怎麼溝通、合作，培養堅韌的品質、永不言棄的精神。”江蘇家長劉青告訴記者。

應試權重增加，提升重視程度。除了政策的導引和理念的轉變外，體育科目應試權重的增加更提升了家長和學生對其重視程度。近年來，全國各地紛紛實施體育入中考，體育項目所佔分數從30分到100分不等，同時體育成績在各類評獎評優或升學中所佔比重日漸增加。

體育賽事不斷，營造良好氛圍。谷愛凌、蘇翊鳴、蘇炳添、楊倩……採訪中，不少青少年脫口而出這些奧運健兒的名字，將他們視作偶像。“這幾年是體育賽事大年。東京奧運會、北京冬奧會等接連舉辦，接下來還有成都大運會、杭州亞運會等。體育健兒們奮勇拼搏的精神也會激勵更多青少年投身運動、愛上運動。”陳愛國說。

多方合力作用下，積極效果正在顯現。

北京體育大學運動與體質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張一民注意到，從教育部開展的全國學生體質健康監測結果來看，學生體質呈向好發展趨勢，中小學生尤其突出，學生體質健康達標優良率不斷提高。

3 隱患重重：課程、師資欠規范，監管、導引仍不足

多重推力下，體育教育培訓行業迎來了重大發展機遇。但值得注意的是，行業爆發式的增長也埋下了諸多隱患。

“在連續幾年對全國青少年體育培訓機構（足籃球）的調研中，我們發現與學科培訓不同，家長的‘滿意度’貌似極高。但這並不是說明每家培訓機構都辦得好。”王雪莉認為，這種“滿意”折射出家長對於孩子參加體育培訓的目標和期望是比較務實的，諸如“鍛煉身體”“和小伙伴一起玩”“吃飯吃得好”等。而由於運動項目的專業門檻，青少年體育教育行業一直存在信息的高度不對稱：“由於專業知識和第三方評價體系的匱乏，實際上家長也很難判斷孩子參與的體育培訓是否是專業或者科學規范。這種不對稱，也使得不規范機構有機可乘。”為彌補辦學規范的不足，2021年12月21日，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范》，提出了執教人員持証上崗、收費不能超3個月、人均培訓面積不少於3平方米等明確要求，體育培訓領域開展合規整治。但調查發現，上述《規范》落地四個月以來，實際效果並不令人滿意。

在記者走訪的多家機構中，很少有能不打折扣地執行這些要求的，不少機構都存在不規范的問題，甚至還存在很多連辦學場地都沒有的“野生機構”“野生教練”，在居民小區中以“攢班”等形式開展“游擊式”培訓，安全性和科學性都很難保障。

多位專家表示，引導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行業健康有序發展，僅靠強制規范不夠，行業標准、辦學導引、教師資格標准等關鍵因素的缺位也是規范難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行業標准匱乏，教學體系不規范，“想到哪教到哪”等問題凸顯。前不久，北京家長寧峰給6歲兒子報了足球課，幾節課下來，大失所望：“一次課一個半小時，每次都是前一個小時拿著球做游戲，后半個小時練練帶球。運動量是有了，可不同階段有什麼教學目標，90節課的課包上完后，孩子能達到什麼技能水平，一概不知。”多位家長告訴記者，除了最開始報課時對項目的介紹外，很少有機構會清晰地講解孩子參訓后的教學大綱、教學體系等設置，“問‘幾節課能學會’，教練也隻會回答‘因人而異’”。

“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缺乏清晰的行業標准。”王雪莉介紹，針對體育訓練分級，目前我國隻有針對競技體育的《運動員技術等級標准》：“在統一的體育教學標准缺位的情況下，有的機構宣稱‘教材體系源自美國’，有的標榜‘訓練內容與國際接軌’，有的教練員則是‘別人怎麼教我的，我就怎麼教別人’，但很多機構教學體系很不規范，教學質量堪憂。”

“任何一項體育運動，如果沒有科學規范的教學課程體系，對孩子都是有傷害的。”陳愛國舉例：“比如輪滑，4歲以前的小朋友訓練要慎重選擇，有很多內八、外八的動作，對膝關節和踝關節要求較高，如果孩子在輪滑過程中的姿勢、動作、用力等不當，這些部位就非常容易受傷，甚至影響成長發育。再比如羽毛球，需要孩子對動作拆解、技術要領等有一定的認知能力，4歲啟蒙和7歲開始訓練效果截然不同。但家長不了解這些專業知識，很容易被機構銷售洗腦。”

兼職教師居多，教練員資歷認証門檻較低，“無証上崗”等現象仍有發生。寧峰告訴記者，在給孩子報足球課前，機構負責人宣稱“能來教課的都是原來踢甲A聯賽的”，但教練員是否有相關資質証書，機構從未主動出示過，且“上課教練經常更換”。在一家青少年跆拳道道館，牆上張貼著教練員的姓名、個人成績等簡要信息，其中還有現役省隊運動員。但現場家長告訴記者，從未見到這些“比較牛”的運動員，來上課的一直是一位“看起來像大學生”的年輕教練，沒有見到過他的信息介紹。

“多數機構將招聘要求設定為本科及大專以上學歷，熱愛所從事的運動項目，富有愛心、耐心、責任心，或者以單一的體育與健康科目的教師資格証書為教練員准入條件，低門檻的招聘標准導致了體育教育培訓行業的低水平教練員隊伍，嚴重影響了教學服務質量。”福建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博士生王戩勛曾做過7年兼職教練。在他的觀察裡，大多數機構的教練員是體育院校運動專項的在校生、畢業生，甚至部分教練員僅僅是普通的籃球愛好者，隻因其是培訓機構成員的“關系戶”，且多以兼職為主，流動性極大，存在嚴重的“無証上崗”現象。有些培訓機構為提升行業影響力，會聘用一些專業運動員，雖然在運動技能教學上有了質的提升，但很多並不懂得孩子的身心發展特點，背離了正常的青少年體育教學規律。

監管體系不完善，管理主體不明確，相關權責邊界模糊。體育教育培訓機構到底歸誰主管？眾多業內人士反映，這是一個很難界定的問題。“在我們調研的5000多家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機構中，在民政部門注冊的有46%，工商部門注冊的有51%，隻有3%左右屬於體校等事業單位。”王雪莉表示，上述不同的機構屬性，使得監管主體多元，治理方式和邊界不清晰。

“老百姓碰到問題就找體育局，但實際上我們的監督權限很小，能運用的治理手段匱乏，對機構難以產生震懾作用。”一位地方體育局工作人員無奈地說。

雲南一家少兒籃球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監管不完善，直接導致了市場上從業人員魚龍混雜，機構水平良莠不齊：“不僅會對消費者造成傷害，對認真辦學的機構同樣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辦學導引缺位，不同政策有夾角，機構健康發展缺乏參考標准。採訪中，多位培訓機構從業者也有苦衷：相關政策很多，機構發展究竟該依據哪一個文件？不僅他們自己說不清楚，有時不同主管部門也各有解釋。

“不同的政策之間存在夾角。”王雪莉介紹，2018年發布的《關於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規定“校外培訓機構必須經審批取得辦學許可証后，登記取得營業執照，才能開展培訓”，這裡並未將學科類和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加以區分，但可以理解為體育類等非學科類培訓機構也需要按“先証后照”程序進行審批，方可合法正規經營﹔2020年印發的《關於促進和規范社會體育俱樂部發展的意見》則未要求面向中小學生開展體育培訓的體育俱樂部取得《民辦學校辦學許可証》：“其中涉及場地、師資、課程等諸多細節，不同地方政府理解不同，執行標准自然不同。”

4 健康發展：既要嚴格規范，也要溫情引導

一面是井噴式的市場需求，一面是無序發展的行業現狀，多位專家呼吁，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行業要走好高水平發展之路，既要嚴格規范，也要溫情引導。

“青少年體育培訓機構核心功能是教育功能，並不是簡單的體育技能的傳遞。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相關主管部門、單個運動項目協會、高校、培訓機構等都要積極主動作為，更加凸顯這種育人導向。”王雪莉說。

抓住退役運動員和大學生兩個關鍵人群，培養專業教練人才。陳愛國建議，為解決專業師資問題，一方面可以跟高校合作培訓青少年體適能專業人才﹔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組織或授權機構開展幼兒體育培訓教練培訓，以規范青少年體育培訓師資資格：“在這個過程中，兒童心理學、教育學等內容和運動技能培訓等都要有，不可偏廢。”

王雪莉建議，要牢牢抓住退役運動員這個關鍵群體：“可對退役運動員進行教育學等相關內容的培訓，使其更了解兒童身心成長特點、青少年教學方法等，讓其專業技術水平得到一個新的施展平台。”

依據青少年身心發展規律，科學規劃課程內容。多位專家建議，應由單個運動項目的相關協會牽頭，依據青少年身心發展規律，制定該運動項目的分級分層教學指南和等級評價標准，為相關機構科學規劃課程內容提供指導。

把好准入門檻，制定體育培訓行業准入標准和教練資歷認証體系。首都體育學院原校長鐘秉樞建議，依據國家指定的不同運動項目職業資格教練培訓和考試要求，青少年體育教育培訓行業應制定完善的教練等級認証標准和行業教練員的資質界定准則，依據運動項目設立不同等級教練員的准入門檻，嚴把不同教練等級的晉升關口。

厘清權責邊界，打造青少年體育培訓機構生命全周期的鏈條式監管治理體系。王雪莉建議，在相關機構的申請注冊階段，體育部門要做好前置審查﹔在注冊階段，工商/民政部門要做好審核把關﹔在具體運營階段，體育部門要會同教育、工商、民政、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開展聯合大檢查﹔在年審階段，工商/民政部門也要把好關卡：“這樣權責明確、分段而治，確保監管主體之間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出台統一的辦學導引，做好等級評定等工作，及時向社會披露“體育培訓機構黑名單”等相關信息。“前不久，北京市體育局公布《北京市青少年校外體育培訓機構准入審查工作指南》，明確體育培訓機構的收費監管、從業人員資質、培訓場地、培訓內容、線上培訓等方面內容，為機構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從業導引。”王雪莉認為，在嚴格管理的同時，相關部門還要及時出台相關的辦學導引，從場地建設、師資配備、課程規劃等多方面為青少年體育培訓機構指明發展路徑。

“與此同時，相關部門還要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依托第三方機構等做好對機構的等級評定工作，及時向社會披露‘體育培訓機構黑名單’等相關信息。等級評價高的可優先競標學校體育課后服務，上了黑名單的則要被警示，甚至停業處理，這樣不僅對機構、行業是一個正向激勵，更為家長孩子選擇機構提供了更多參考依據。”王雪莉說。

（記者 鄧 暉）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