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主試水到建立制度 法治副校長的時代之變

提起法治副校長，很多人並不陌生。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基於學校法制教育的需要，一些地方就通過聘請公檢法司等部門的法律工作者，開始在中小學自主試點和探索法制副校長制度，其主要內容是“請法官、檢察官、律師和立法工作者來校開設法制講座”以及“聘請長期從事政法工作和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同志擔任校外輔導員”。2002年，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綜治辦、共青團中央發布了《關於加強青少年學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完善兼職法制副校長和法制輔導員制度。2003年，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相關部門聯合發布《關於規范兼職法制副校長職責和選聘管理工作的意見》，從國家層面確認了法制副校長制度。然而，這一階段的法制副校長，隻在部分學校存在，而且很多是充當學校的“臨時普法員”，作用發揮有限，存在感較弱。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明確要求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教育部等部門隨后於2016年發布《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正式將“法制副校長”更名為“法治副校長”。2020年，中共中央印發《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明確提出“完善法治副校長制度，健全青少年參與法治實踐機制”。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充分發揮法治副校長的作用，教育引導未成年人遵紀守法，增強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也是在2020年，我國修訂兩部未成年人基本法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強化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並將法治副校長作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制度保障。

在實踐中，北京、上海、廣東、重慶等地也相應開展了法治副校長制度的建設探索。上海市通過凝聚整合公檢法司等部門力量，實現“市-區-校”三級聯動，全市中小學法治副校長聘任率達到100%。北京市達成了用法治呵護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思想共識，實現了教法合力普法新常態，打造了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新格局。2021年開學季，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長——最高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第四次走進校園，以“‘六大保護’呵護‘少年的你’”為題為師生和家長們解惑。上海閔行法院施蕾法官等5位法治副校長，通過微信網文，組團為全市中小學生送上法治安全開學第一課，內容涉及反電信詐騙、警惕校園貸、對校園暴力和性騷擾說“不”、個人肖像權保護等，收到良好的社會反響。然而，由於缺乏全國統一的制度設計，各地法治副校長的職責范圍和選聘管理存在較大差異，難以滿足當前對未成年人保護與教育工作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教育部經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同意，於2022年頒布《辦法》，系統規范中小學法治副校長制度。

從“制”到“治” 應形勢與要求之變

從“制”到“治”的改變，不僅是法治副校長的稱謂之變，更是學校管理和學生發展面臨的形勢與要求之變。

傳統上，學生健康成長的最大威脅是安全問題，通常是食品、交通、設施、體育等安全事故。但伴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學校作為公共機構，在不斷延伸育人活動的同時，也被卷入日益復雜、難以預防的各類新型風險之中，除了傳統安全問題，校園欺凌、網絡暴力、信息安全等非傳統風險的威脅正日益突出。

以校園欺凌為例，2018-2019學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組織的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新增小學隊列調查，對分布在全國21個省級單位的200所小學跨度為33年的36389名四年級小學生進行追蹤調查。數據結果顯示，除了24.7%的學生沒有遭受過校園欺凌外，在中小學階段，有42.7%的學生遭受過輕度校園欺凌，有26.5%的學生遭受過中度校園欺凌，而遭遇過重度校園欺凌的學生佔4.1%。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題為《數字背后：結束學校暴力和欺凌》的報告，指出在全球范圍內，有32%的學生近一個月內，被學校的同齡人欺凌至少一次。不僅如此，在我國高速經濟增長和快速社會變遷的背景之下，因人口流動、家庭結構不完整、心理壓力過大等原因造成的學生身心障礙乃至不良行為問題日益突出，強化校園安全、依法治理已成為守護學生健康成長的迫切要求，法治副校長的職責拓展乃勢在必行。

從普法到保護學生權益 法治副校長職責有所拓展

法制與法治，不僅是靜態法制與動態法治的區別，更包含著對權利、特別是對弱者權利尊重與保障的價值轉變。權利保護逐漸成為我國未成年人工作的基本價值遵循，這是對未成年人身心發展規律認識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南京大學社會風險與危機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南大學社會風險研究中心對19個省級單位的3476名在校學生進行調研后所出的《中國校園欺凌調查報告》（2017年）顯示，在欺凌者群體中有82%的學生既是欺凌者又是被欺凌者，有18%的學生僅僅是欺凌者。這一數字說明被欺凌者向欺凌者轉變的背后，多是被欺凌后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理解，缺少外部的支持幫助來疏解心理創傷，以至最終形成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在此背景下，2020年我國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提出了“最有利於未成年人”的原則。在該法修訂前后，民政部成立了兒童福利司來整合原來分散的兒童福利工作部門，最高檢新設第九檢察廳專責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大幅度提升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力度。在法治理念的推動下，法治副校長不僅應當成為學校法治教育的宣傳者和實施者，而且應當成為學生權益的保護者，並以學生權益保護為內在邏輯，參與有關學生的教育管理、嚴重懲戒、犯罪預防和糾紛處理等各項事務。

故而，《辦法》的一大亮點就是大幅拓展法治副校長的職責，除了開展法治教育，還包括保護學生權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參與安全管理，實施或者指導實施教育懲戒，指導依法治理以及指導、協助學校履行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職責。這意味著法治副校長的角色不再局限於在形式層面單一性地開展普法教育活動，而是在實質層面系統性地保護學生權益和保障校園安全，為學生健康成長發揮更為積極主動的作用。這一制度設計，通過發揮法治工作部門熟悉法律的專業優勢，將權利保護、程序正義等法治理念貫穿於與學生相關的校園事務之中，有助於在學校中全方位落實未成年人權利保護，最終實現學生健康成長的目標。

參與學校治理 創新法治副校長的責任擔當

參與學校治理，是《辦法》規定中法治副校長制度的另一創新和亮點。“將法治副校長隊伍打造成為推動學校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支撐，打造成為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重要力量。”根據《辦法》規定，法治副校長協助學校建立健全校規校紀、完善各類規章制度，參與校規校紀的審核，有助於保証學校治理依據的合法性﹔法治副校長進入申訴委員會，參加學生保護委員會、學生欺凌治理等組織，不僅有助於依法處理學生權益爭議，減少家校之間因為教育懲戒或傷害事故滋生的矛盾，而且作為校外組織，法治副校長代表了中小學現代學校制度建設中不可或缺的社會力量，有助於加強學校與社區、家庭及社會有關方面的溝通聯系，形成家校社協同育人的良性機制。

由於產生校園安全隱患和危害學生健康成長的原因具有多樣性，僅僅依靠學校一方的力量無法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學校與政府和社會的合作。日本為有效應對欺凌問題，專門成立由學校、教育委員會、兒童咨詢機構、法務局、警察局等機關組成的“欺凌對策聯絡協議會”。加拿大採用校園警察制度（Campus Community policing），由駐校警察實行24小時輪流值班，與學校共同合作管控校園暴力。美國有警察局派駐學校的“執法官”（school-based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其職責被解釋為四個角色，包括執法者（law enforcer）、導師/榜樣（mentor/role model）、教育者（educator）和代理父母（surrogate parent）四個方面。“執法者”的作用是處理校園中的違法行為﹔“導師/榜樣”的作用是通過交談與學生建立積極的關系，為學生提供建議或咨詢﹔“教育者”的作用是對學生進行普法教育﹔“代理父母”的作用是培養學生的行為，關心學生的日常生活，為學生提供情感的支持和積極的鼓勵等。

域外國家對於校園安全保障和學生權利保護等問題的相關經驗，為在我國實質性發揮法治副校長的作用提供了參考和借鑒。統一法治副校長制度的運行，有助於督促相關教育法律法規的實施，健全我國中小學治理體系，是一項既吸收國際經驗，又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將為保障學生權益和校園安全、守護學生健康成長提供法治化的支撐。

（作者：申素平，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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