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教授在麻風村實地考察。（資料圖片） 　　新華社發

　　麻風病是由麻風杆菌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患病者臉部、肢體畸形，加之社會對麻風病的恐懼和歧視，患者忍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1970年，李桓英在中國流調現場第一次見到了麻風病患者，她就暗下決心，立志要攻克令人聞風喪膽的麻風病。

　　李桓英1921年8月出生於北京。她先后畢業於同濟大學醫學院和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而后成為世衛組織首批官員。1957年，7年期滿時，世衛組織主動提出續約5年的邀請。可此時，事業的發展和優渥的生活擋不住李桓英一顆愛國之心，錢學森等一批科學家毅然回國報效祖國的消息更激勵了她。她謝絕世衛組織挽留，瞞著已經移民美國的家人，隻身一人繞道歐洲，幾經周折，於1958年從莫斯科回到祖國。

　　每當被問到為什麼選擇回國？李桓英總是堅定地說道：“因為我是中國人，祖國是我的根，我絕不能忘本。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舉，正是急需人才之際。我要把學會的知識為祖國和人民服務。”

　　選擇麻風病防治，李桓英以科學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這種執著成為她鮮明的職業精神。1978年改革開放后，李桓英被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在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將全部精力貢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在那個“談麻色變”的時期，迷信和恐懼是麻風病的大敵，就連許多從醫的人也對麻風病人繞道而行。而李桓英卻始終都是面對面接觸，從不畏懼。每來到一個患病的村寨，都會引來村民們的一片驚奇：村裡來了個女醫生，不怕麻風。她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就喝，飯捧起就吃。病人試探著同他握手，她就拉著他們的手長時間不放。

　　“麻風病傳染性有限，可防、可治，不可怕。隻有深入到病人身邊、進行非隔離治療現場研究，才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會之歧視。”李桓英說，“每當我想起麻風病人在承受疾病與歧視的雙重折磨而過著痛苦淒涼的生活，我就非常難過，這也更加堅定了我要跟麻風病作戰的決心。”

　　雖然氨苯砜在上世紀40年代就已問世，但麻風病的防治在世界上還沒有更成熟更有效的方案。為了尋求更好的治療方法，李桓英敢於創新，她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開展了服藥24個月的“短程聯合化療”和消滅麻風病的特別行動計劃，使我國的麻風病人從原來的11萬人下降到不足萬人，而且年復發率僅為 0.03%，遠低於國際組織年復發率小於1%的標准。

　　傳染病無國界，但醫生有國籍。李桓英教授作為中國的醫學科學家，心懷大我，把人民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同時更是將中國防治麻風的方案貢獻給世界，為創造一個沒有麻風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貢獻。1994年“短程聯合化療”治療方案被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推廣，為數以萬計的麻風病患者解除了疾苦。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極大促進了麻風病的早發現、早治療。

　　幾十年來，李桓英不斷優化治療方案，縮短了療程，消除歧視。她解決了該領域的重大策略和技術上的關鍵問題，為我國政府制定控制和消滅麻風病的整體規劃，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目標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據，做出了重大貢獻。

　　2001年，李桓英主持的“全國控制和基本消滅麻風病的策略、防治技術和措施研究”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2016年9月，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在北京召開，李桓英榮獲首屆“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當月，95歲高齡的李桓英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工作了快60年，從回國開始就從未后悔，但我深知如果不入黨我一定會后悔。”李桓英說，“以前我總覺得自己還不行，還不合格，現在我覺得自己應該合格了。”

　　李桓英一生孑然一身，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麻防事業，在國內外麻風病防治領域取得了常人難以超越的成績，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如今，已過期頤之年，她仍然心系麻防事業。李桓英說：“對於徹底戰勝麻風病，我做得還遠遠不夠。我願意在崗位上為黨和人民繼續工作，為實現沒有麻風的世界而奮斗。”

　　（新華社北京電 記者俠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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