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刑法》最重要，沒有它如何制止犯罪？”“我認為《義務教育法》更重要，如果我們連字都不認得，如何讀懂法律條文？”在北京市史家小學憲法日活動課上，一場辯論正在激烈地進行，站在一旁的思品課老師組織著學生們參與。學生們“唇槍舌劍”后，一位“神秘人物”總結道：“最后，請同學們找找你們認為最重要的法律文本開頭有什麼共性？沒錯，都寫明了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可見憲法才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這位“神秘人物”其實是中國政法大學的一位研究生，這堂兼具專業性和生動性的法治課就是由她和思品課老師共同打造的。除了模擬法庭，記者了解到，中小學的社會實踐活動還有模擬政協、模擬聯合國等等，借助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的“東風”，一些學校的實踐課堂變得有情有理有法，發生了不小的改變。

1.引入“最強大腦”，教師走上講台“站得住”

2019年秋季學期到來，史家小學六年級思想品德課教研組的老師們因一件事倍感壓力——換教材了。

“新的六年級上冊《道德與法治》部編版教材實際上是憲法專冊，教材的教學內容、編寫邏輯可以說基本遵照了憲法的內容體系和內在邏輯。然而，講授這門課的教師大部分是從前講授‘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或其他課程兼課的老師，突然要面對較為專業的《憲法》內容，從教師的專業知識儲備、教材內容把握來說，都面臨比較大的挑戰。”史家小學德育部主任郭志斌說，“先不用說能不能把課上好，即使是把這門課講准確，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因為《憲法》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也體現了國家整體發展的需求，我想老師要站在這樣的站位上來講課，那麼講得科學、嚴謹、准確，應當是基本的要求。”

記者了解到，史家小學的思想品德課老師很多具有碩士研究生學歷背景，尚且面臨這一問題，放眼全國，具有相應法學專業背景的師資更可謂少之又少。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王貞會表示，在“法治教育進教材”前很長一段時間裡，法治教育在廣大中小學並不受重視，很少有中小學校專門開設法治教育課程，這造成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缺少積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先天不足”。

“由於老師自己也沒有受過法律專業教育，從而對於法治課應當講授的教學內容、採取的授課方式不甚明了，更無法從專業角度去向中小學生講解法律知識、傳遞法治精神，造成中小學生對法律知識‘聽不懂’‘學不會’‘理解不了’，法治課的效果並不明顯。”王貞會分析道。

面對新的法治課教學任務，如何讓教師在講台上“站住了”“講對了”？面對這一問題，史家小學想到的解決辦法是“找外援”。近年來，北京市東城區通過和中國政法大學開展合作，探索引入高校資源進中小學校園，開展了諸如“社會主義法治教育進校園”普法志願活動、“模擬法庭”、“憲法周”等系列活動。近日，借助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的推進，中國政法大學牽手史家小學、北京二中共建青少年法治教育和思政課一體化基地，積極推進教師互聘，中小學聘任高校法學、馬克思主義、思政專業等教師作為專家教師，高校聘任中小學思政教師擔任研究生實習實踐指導教師。

2.激發學生活力，面對生活情境“問不倒”

引入了專家資源，是否僅僅是一學期“上幾節課走人”“做幾場講座完事”？據郭志斌介紹，高校力量深度參與了從教師備課到實際授課再到評課、改課的全過程。

“我們同大學合作，一方面是理論性的指導，我們的教師主動提需求，將其在備課、上課過程中遇到的法律問題收集起來，請政法大學老師來做理論性的指導和講座。另一方面是實踐層面的指導，高校老師會同我們思政教師一起做教學設計，一起研讀教材、備課，現場旁聽觀摩課並進行點評和指導，對課程方案二次加工、修改，最終形成較為成熟的課程。”郭志斌說，“例如備課過程中教師普遍感覺‘國家機構’的內容比較難講。國家機關和黨政機關有何區別，和民間組織、基層單位有何關系？大學老師為此有針對性地做了悉心准備，講座后教師普遍感覺很受益，反饋聽完才知道這些概念的劃分原來如此細致。”

“以我校為例，政法大學選取了一批優秀的法學、思政方向青年教師作為道德與法治課程、思政課程的兼職教師，通過和中小學教師集體備課、共同研討來補齊他們相關專業領域知識的短板﹔而高校年輕教師走進中小學課堂授課，則進一步拓寬了中小學生的視野，真正落實了‘法治教育從娃娃抓起’的要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李雙辰說。

除了正式的指導，專家教師的作用更體現在日常的交流裡。“我們在交流中也感到，法大教師學術性、理論性很強，能很好地把握課程的科學性、法理性﹔而我們思政課老師比較擅長把‘干巴巴’的法條生動化、生活化地呈現給學生。在合作中我們建立起了信任和團隊的互賴，現在我們團隊老師在備課中遇到了難題就會第一時間給法大老師發信息，他們隻要有空很快會回復，我們很快就能將其應用在教學中。所以現在，教師真正敢說‘有點底氣上課了。’”郭志斌說。

而課堂的改變，最終受益的還是學生。從學生的提問郭志斌就能感受到前后明顯的變化。“從前教師答得沒底氣，學生漸漸也不太願意多問，而現在有了專家支援，基本上可以‘問不倒’，學生們的學習熱情也提高了，”郭志斌向記者介紹道，“有次上課老師在講公民的基本權利時提到了肖像權，有同學就提問，‘被評為三好學生，照片被貼到學校的光榮榜裡，肖像權是不是受到了侵犯？’老師們知道這肯定不符合侵權的條件，但不清楚如何從法學的角度分析，政法大學教授不但耐心回答我們肖像權的要件是什麼，這件事由於不符合哪些要件所以不構成侵權，還補充道，參與評比需要秉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需要接受監督，如果不願意接受監督可以選擇不參評，這也是個人的權利，但如果要參評，公開公示恰恰體現了法律強調的平等和公平原則。這樣我們就容易用法學的觀點去解釋孩子們在生活中經常遇到卻又想不明白的現象，做到了‘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引領正確的導向。”

3.貫通各個學段，幫助學生真正“學得通”

法治課的改變同樣發生在中學。“12歲學生未經主人同意牽大型犬來到集市，無法控制犬隻而造成人身傷亡慘劇，責任誰負？”在北京二中的民法社團微課上，思政課老師組織同學們熱烈討論了這一案例之后，老師引《民法典》法條向同學們解釋了“無過錯責任”。真實發生的事例、與學生年齡貼近的內容讓現場學生感到法律就在自己身邊。

學生在六年級接觸了憲法初步知識，八年級又要進一步學習，如何銜接、貫通？王貞會表示，青少年法治教育內容有待更加強化整體統籌，各學段針對學生年齡和成長特點循序漸進、各有側重和差異地架構課堂教學內容，而非泛泛地“普法”。

“如果說小學階段是講‘法是什麼’，初中階段則應更強調‘法干什麼’，法律保護誰、打擊誰。”王貞會表示，“在小學階段，可能更多地側重於讓學生樹立法律概念、培養家國情懷，認識到哪些法律是最基本的、和我們的生活更貼切的，如認識到國旗是國家象征、受教育既是權力也是義務等等。到中學階段，學生更多地參與到了社會生活中，雖然還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但其實施一些行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治課則應幫助了解其可以實施的具體行為和可能帶來的法律后果等內容。”

“我認為下一步應該更多地打通中小學課堂融通的渠道，比如小學教師進入中學聽課，中學教師來小學參與備課，建立突破學段限制的一同備課的教研組。未來，政法大學還會為我們量身打造實踐性教學的基地，中小學教師可以共同參與學習。希望將來同北京二中教師有更多的合作、交流機會。”郭志斌補充道。

“總之，要通過大中小一體化等方式，尋找契合青少年成長規律的法治教育路徑，運用其喜聞樂見的形式講好其身邊的法律故事，讓廣大青少年知法、守法、尊法，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李雙辰總結道。

（本報記者 周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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