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結束后，小學四年級女生糖糖的生活即將面臨一次重大調整——返鄉讀書。

生於上海，老家山西。“漫長”的十幾年“滬漂”，糖糖的父母沒能獲得一紙戶口。為了早些適應老家的教學環境，父母隻好忍痛將她送到姥姥姥爺身邊。這個決定，也讓她成為近來備受關注的群體——“回流兒童”的一員。

回流兒童，是指有城市流動經歷的兒童，他們至少有過一次跟隨父母雙方或一方在城市生活或求學，但由於某種或多種原因又返回家鄉的經歷。我國是流動人口大國，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高中階段留守兒童有過流動經歷的比例大約為15%。

“流動”與“留守”之間，他們不斷艱難地轉換身份。而當“回流”成為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流動人口家庭的新抉擇，在這群孩子身上，人際交往、學業融入等困境接踵而至。有學者提出：如果不正視、解決上述問題，將直接影響這些孩子怎麼看待自己、家庭和社會，甚至產生中長期的負面影響。

“水土不服”，回流兒童面對多重適應困境

回老家的第一年，千千承受著雙倍的學習壓力：課上跟同學上七年級英語課，課下則“一路狂奔”惡補六年級的內容。

為什麼回流？

“近年來，由於特大城市人口疏解的政策、農民工返鄉潮的出現以及異地中高考政策的限制等影響，回流兒童的問題愈發突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說，從隨遷到回流，看似農民工家庭自主決策的產物，受到個體特征、家庭條件的影響，但多種社會宏觀政策是造成回流兒童的制度根源。

在記者訪問的十幾個回流家庭中，“無法上公辦學校”和“父母不打工了一起回老家”是兩個最主要的回流原因。

在公眾的認知中，“見識高於知識”。但在現實裡，曾經有過的城市生活經歷和文化資本，在回到老家后不僅變得沒有作用，甚至還有負面影響。

宋映泉主持的一項針對17000多名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的大型研究顯示，與非回流兒童相比，回流兒童的學業成績更差，留級比例也更高，達到了22%﹔在心理發展方面，回流兒童的低自尊、抑郁風險更高，有抑郁風險者高達64.26%。

“老師上課時口音很重，下課后同學們都習慣講方言，我聽不懂，他們就嘲笑我。”11歲女生晴晴一年前從上海返回安徽老家讀書，除了生活環境的不適應外，語言壁壘也給她帶來了人際交往的困擾。

更多的時候，教育方式的巨大變化尖銳地刺痛著這些孩子們。

樂高班、美術班、武術班，沒回老家之前，千千的生活豐富多彩，每周還跟爸爸媽媽有周末家庭活動。但轉回老家讀六年級之后，因為教材版本和進度的不同，他整整一年都在補課：課上跟同學上七年級英語課，課下則“一路狂奔”惡補六年級的內容。

“教材一個是人教版、一個是蘇教版，差別還是挺大的。”千千媽媽告訴記者，為了彌合教育的不同步，“還有的家長選擇讓孩子留級一年”。

回流即留守佔比80%，缺乏情感支撐的童年怎能撐起穩固人生

學校教育和家庭關懷的缺失，是導致回流兒童困境出現的重要原因。

五年級男孩君君的家庭正面臨著新的煩惱：半年前，在上海打工的君君父母將孩子送回安徽老家，由爺爺奶奶照管。可僅僅一個學期，孩子就不愛上學了，“天天跑出去打架，爺爺奶奶也管不了”。

回流后即留守，這是不少回流兒童的常態。其中，“周末父母”甚至“春節父母”的情況並不鮮見，缺乏情感支撐的童年難以撐起孩子們的穩固人生。

宋映泉在調研中發現，回流之后，約80%的回流兒童變成留守兒童，與父母見面的頻次較低﹔而在對“老師關心程度”的評價方面，回流兒童也比非回流兒童低了5個百分點。多項研究同時顯示，學校教育和家庭關懷的缺失，正是導致回流兒童各方面困境出現，乃至認知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對於回流兒童來說，回流給他們帶來最大的挑戰就是家庭結構的轉換。”宋映泉說，“城市生活中有父母的陪伴，學習和生活中的問題可以及時與父母溝通並獲得相應指導。但回流之后家庭結構的重大轉變給回流兒童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對他們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對於影響學生成長最重要外部變量的教師，也並沒有給予這一特殊群體過多的關注與導引。“現在的老師沒有之前老師教得有趣，上課只是在不停地講題做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交朋友。”晴晴告訴記者，她曾經試著向老師求助，可得來的隻有四個字“安心學習”，此后再有委屈她也隻能“憋在心裡”。

記者也了解到，針對上海回流的孩子，一些安徽的民辦學校採用了聘請上海教師、編寫針對性教材等方式解決其學業銜接問題。但並非每所學校的校長和老師都能夠採取這一辦法，在心理關懷上也並沒有給予過多支撐。

防止在漂泊中走向極端，根本之策在於打破政策障礙

雙向的流動過程暗含著城市和農村兩個環境的“雙重排斥”，要防止這種社會化過程對回流兒童的影響。

採訪中，多位學者表示，一旦流動兒童回到老家，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並不會自然緩解，必須進行適當干預。

宋映泉和他的研究團隊總結了當前回流兒童群體的三個特征：規模越來越大、年紀越來越小、看待社會的視角也越來越帶有成人式的“早熟”﹔“在我們的訪談裡，有孩子將能不能留在大城市讀書歸咎於有沒有錢，有錢就能買房或者長期租房，就能留下﹔沒錢就隻能回老家。”

而在他以往對流動兒童的研究中，一些孩子還會在流動的狀態中走向極端。他強調，“雙向的流動過程暗含著城市和農村兩個環境的‘雙重排斥’，這會影響回流兒童自身人力資本的積累，也必須警醒這種社會化過程對他們的長遠影響。”

“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還涉及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生活環境等諸多因素。”在我們發起的網絡調查中，有網友如此留言。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者黎煦則與合作者在一篇題為《回流對貧困地區農村兒童認知能力的影響》的論文中指出，兒童在無法獲得情感支持與慰藉的情況下，更可能把自己的情緒與感受隱藏起來﹔有些學生甚至會把遭受欺凌歸因為自我問題，有的則會把它看作同伴如何看待自己的一個負面信息，並將這一負面信息整合到自我概念中，從而引發抑郁、焦慮、社會退縮和低自尊等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和社會問題。

“回流兒童問題的產生有著深刻的制度原因。解決回流兒童的問題，根本之策在於逐步打破流動兒童在城市就讀和升學的障礙，促使他們在城市就讀和升學，從而避免成為回流兒童。”宋映泉認為，現有戶籍制度改革和異地中高考制度在特大城市難有根本突破，是導致大量回流兒童的症結﹔回流兒童問題如果被長期忽視，不僅造成這個群體和他們家庭的損失，而且我們整個社會都可能會付出巨大代價。

（本報記者 鄧暉 部分採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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