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和寫好高教奮進之筆的根本標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我們越是發展，越要回頭總結自身特色，於歷史長河中找到源頭活水，澆灌新時代育人的實踐之花，從而增強中國的教育自信。

    為何重拾致用文化育人傳統

致用文化、篤行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種傳統精神，培養了一大批致用、濟世的人才。19世紀末、20世紀初，雖國勢衰弱，但一批仁人志士，或襄助洋務，或編寫讀物，倡導“為國求學、努力自愛”等愛國強國理念，至今影響深刻。

優秀傳統文化需要時代化轉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其他學說都堅持經世致用原則，注重發揮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對個人、社會的教化同對國家的治理結合起來。致用文化造就人格獨立、經世致用、修身養性的精神內核，這些精神內核充分體現致用文化育人、樹人和教化人的文化特質。今天，我們有必要挖掘經世致用文化在當代的育人價值，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核，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致用文化及育人傳統需要回應育人的時代性和現實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辦好我國高校，辦出世界一流大學，必須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這個核心點。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強調，要深入研究為誰教、教什麼、教給誰、怎樣教的問題，培養學生的思想道德素養。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視察北京大學時進一步回答了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的問題，指出大學是立德樹人、培養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學習知識、增長才干、放飛夢想的地方。弘揚致用文化育人傳統，對貫徹落實全國教育大會精神、落實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全面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具有促進作用。

弘揚致用文化育人傳統，有助於增強教育自信。高校理應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從中華文明中尋根溯源，從時代的主流價值中尋找文化基因，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興學育人，走出一條特色發展之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從傳統文化精神命脈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出發，厘清中華民族教育復興路徑，為把握當前教育發展大勢、堅守教育自信提供借鑒。

    什麼是經世致用文化

“致用”一詞，原意是“盡其功用”，源自《左傳·庄公二十九年》的“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易·系辭上》有言，“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這裡的“致用”，指物用的層面，后來詞義轉變為思想付諸實踐，“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並演變成為一種儒家文化的傳統精神，注重實用、排斥虛華，以經世致用。《魏書》中說，“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這些“致用”之“用”，更多傾向於儒者治國治民的層面，帶有孔門“致其道”的經世意味。宋明以來，經世致用思想為廣大知識分子所倡導，成為“實學”，提倡“求真才”。明末清初涌現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一批經世致用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顧炎武主張，經世致用的精神就是“明道救世”，認為“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至清中后期，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實學”的討論超越傳統儒學的范疇，倡導“有用之學”，所針對的是在“中西起舋之時竟莫無一策”“有見用之時而不具有用之才”的局面，追求西學學以致用的目標。如張之洞主張“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提倡“詞章讀有實事者”“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嚴復以“處危亡之秋”作為立論的語境，提出“求才為學二者，皆必以有用為宗”。至此，“急務西學”乃“圖強之要素”，成為當時社會精英的共識，建議學堂內“宜研究西學，取西學之長，補中學之短”，經世實學成為晚清學界的主潮。

致用文化指面對現實，以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為中心，運用古今中外之學為當前現實服務，力求實事求是的一種人文精神和學風。致用文化的精髓在於“用”，包含倡實學、做實功、求實效三個層面的范疇，實學是經國濟民的經世之學，實功要做到知行合一，實效指能夠解決社會問題，強調關注社會現實，運用所學解決社會問題，以求經邦濟世安民。

    經世致用文化當代的育人價值

致用文化直面時代之問，推動新學新政傳播，其“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等核心育人價值觀念具有社會現實意義，歷久彌新。

“勇於任事，務當世之務”的育人宗旨。致用書院是福建地區書院史上唯一用“致用”命名的書院，以“經世致用”為辦學主張，是中國傳統儒學文化在晚清列強入侵和社會動蕩的急劇變革背景下育人理念的踐行和創新，目的在於“補救時藝之偏”。致用書院一改當時大多書院崇尚八股文風的教育方針，“榜其堂曰致用，崇實學也”，秉承“通經致用”思想，通過“明體達用之學”的教育，培養實用人才，引領全國革新思想風氣之先。致用文化倡導人才培養服務於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自覺意識、擔當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至今仍值得傳承。

注重品格，以德育人的“致用”人才觀。致用書院重視生徒的品行修養，招生時首重品行，后講求學問，不“以文字為去留”，“如有砥行立品篤志好學者，必當隨時察訪，送院肄業”。致用書院生徒張亨嘉擔任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成為晚清著名的史學家和教育家，將學以致用理念發揚光大﹔力鈞懸壺濟世的同時，創辦福州東文學堂等學校，是晚清著名的醫學家、藏書家和社會活動家。陳衍、林紓、何振岱、黃增、高鳳謙等皆曾求學於致用書院，主動開眼看世界，身體力行致用文化。德才兼備、入世實用的“致用”人才觀為人才培養提供實踐經驗、歷史坐標和參考價值。

不拘門戶之見，唯教學相長的育人方法。致用書院在治學上宗漢為主，道德修養兼學程朱。這種漢宋兼採、博採眾長、兼容並蓄的學術精神，培養了眾多不拘一格、有體有用的經世致用人才。書院學生撰寫了一批實用性的論文，如力鈞的《書桓是廣義》等。致用書院還採取教學相長的自學研究模式，生徒以自學研究為主，學習過程中“如有經史疑義就正於山長”。史載第二任山長鄭世恭教學即“治一經畢乃易一經，治史治小學，命題皆按卷第擇其有疑義者，以為教者。學者由此可以相長”。尊重學生學習主體地位的人才培養模式，使得師生之間亦師亦友，關系融洽，學問見長，值得我們今天效仿。

（作者系三明學院致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福建省中青年教師教育科研項目暨三明學院科學研究發展基金課題“三明學院章程實施動力機制研究——基於制度變遷論與文化傳播力的雙重視閾”[JAS16049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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