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版權執法監管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這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宣部統一管理新聞出版、版權工作之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的版權工作會議。會議由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司長於慈珂主持，通報了“劍網2018”專項行動的具體部署，這預示著今年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專項行動的集結號已經吹響。會議指出，本輪專項行動第一要抓好重點任務環節，針對針對目前行業反映多、問題比較嚴重的短視頻等領域存在的侵權盜版問題，要突出工作重點，細化工作方案，明確責任措施。

短視頻侵權問題再次被點名。其實，在前不久上海市版權局和華東政法大學聯合舉辦的短視頻版權與競爭問題研討會上，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副司長段玉萍就透露，今年網絡版權專項治理行動中短視頻將會是一大整治重點。

這兩年，短視頻火了。今年4月，國家版權局網絡版權產業研究基地發布的《2018年中國網絡版權產業發展報告》顯示，去年我國網絡版權產業市場規模達6364.5億，同比增長27%。其中，短視頻更是異軍突起，用戶規模突破4.1億人，同比增長115%，用戶流量與廣告價值雙雙迎來爆發，預計2020年短視頻市場規模將超350億元。

發展很迅猛，同時問題也一籮筐。相關監管部門劍指短視頻亂象，緣於該行業野蠻生長下帶來的泥沙俱下，產業的發展短板及其相關的法律規制問題日益凸現。華東政法大學黨委書記曹文澤指出，當前短視頻行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內容格局不高，甚至充斥著低俗化因子﹔創作同質化嚴重，甚至侵犯他人的權利，新意匱乏或者貧化﹔有的傳播平台隻注重短期的盈利，長期規劃不足，違法傳播現象比較嚴重﹔市場保護的缺位，新型不正當競爭現象冒出。

業內人士指出，單就版權角度而言，短視頻行業目前就面臨“三大”痛點：

第一，在制作方面，如需用到其他人享有版權的作品，該如何處理？

視頻門戶花大價錢購買的原創影視劇，卻被截成好成百上千個碎片，散播到其它視頻傳播平台，即便今天要求通知刪除下線，改天侵權內容又重新冒出。這就在短視頻侵權領域常見的“貓和老鼠游戲”。

這些游走在灰色地帶的短視頻，都是怎麼生成的？“把來自大視頻門戶相關內容進行機器搜索耙取，然后自動分段、搬運﹔未經許可直接進行一些轉載﹔用戶剪輯組成專輯，去水印后重新上傳。”愛奇藝訴訟維權總監胡薈集分析道。

為此今年3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特急文件，進一步規范網絡視聽節目傳播秩序，其中明確要求“堅決禁止非法抓取、剪拼改編視聽節目的行為”“加強網上片花、預告片等視聽節目管理”。

第二，在上傳方面，在多久時長內傳播才算合理使用？

短視頻概念是一個流變的產物。十多年前，“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引爆了PC互聯網傳播熱潮，當時這個“短視頻”長達15分鐘。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短視頻演化成5分鐘、3分鐘，目前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更是常見15秒、8秒等“極短”視頻。適應現代人碎片化消費趨勢，視頻時間越來越短，但總體佔據用戶注意力時長卻越長，不得不說這是對之前長視頻消費的一種反諷。

原來影視界有個不成文慣例，傳播5分鐘以內的視頻有可能構成合理使用。在網絡用戶視頻消費習慣今非昔比的語境下，這個“潛規則”還是用嗎？

短的標准在變，合理注意義務的預設在變，相應地合理使用判定的標准也隨之在變。“合理使用通常要考慮至少兩個因素，一個是用的質與量，二個是對權利人利益的影響，這些因素隨著技術與商業模式的發展都在變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琛說，原來人們認為短的東西量很小，微不足道，“以短為微”﹔現在人們偏好變了，可能越短越喜歡，變成“以短為長”，其包含的利益空間更大，故僅從一個時間之量上並不能夠簡單推出在利益之質上的重要性。

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叢立先把短視頻創作生成的方式分為原創、借鑒他人創意再創作、匯編、演繹四類，他認為不同的方式下權利產生和享有權利的程度應該有所區別。前兩者容是容許存在的，不需要爭得許可﹔后兩者則得經過別人授權才能生成新作品。“創性和可復制性是判斷短視頻作品能否受到版權保護的兩個關鍵要件，而非以時間長短來界定。”

第三，在法律責任界定上方面，傳統的通知刪除、避風港原則還適用於短視頻平台嗎？

“雖然很多短視頻是UGC（用戶生產內容）生成模式，但傳播平台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叢立先說，按照《信息網絡傳播條例》規定，能夠構成ISP（網絡服務商）並享受避風港規則的平台，功能主要是供存儲、搜索、鏈接等空間。但目前短視頻平台很難不直接獲取經濟利益，不改變內容而原樣呈現，因此其應承擔的版權責任和注意義務要更高，並不能享受免除責任。

責任認定上繞開不開避風港原則，但對此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體現出較大的差異。原上海市文化執法總隊版權執法處長楊勇認為，大部分的民事案件當中網絡服務商以幫助侵權以起訴，而行政部門更多的是借鑒美國避風港的原則，也就是非此即彼。“一個片子拆了60部，在用戶的欄目裡出現，這是非常明顯的明知和應知。這已經形成了短視頻侵權的生態圈，共生、共贏、共存、共利。我們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對這種直接剪輯沒有任何創意的短視頻而且造成權利人大量損失的行為，應該予以侵權責任的追究，包括行政責任的追究。”

有亂必治。這些問題是行政監管的疑點，也是實現行業行穩致遠發展的突破點，規范性要求的盡快出爐擺到了相關方議事議程面前。業內人士指出，短視頻行業在版權領域如何踩好規制與競爭的平衡木，將是未來發展的關鍵。在此框架下，各方主體該如何發力？

首先，要強監管。

向行政監管要效率。江蘇省高級人員法院審委會委員宋健表示，面對龐大的版權侵權案件，不能過多讓司法審理挺在解決一線，要更多考慮將行政監管前置。上海市版權局副局長蔡紀萬認為：“對監管部門而言，一要做好環境的淨化，二是在淨化的過程當中要出台規制的公共政策。

巨額賠償性司法判決被寄予厚望。不少業內人士呼吁，在短視頻侵權領域，原告權利主張証據充分，司法實踐中就應認定被告方直接侵權的責任，並作出加大損害甚至天價的判決，切實提高違法成本，防止劣幣驅逐良幣。

其次，舊的觀念與規矩要改變以適應新的傳播與發展環境。

叢立先認為，對於視頻作品，在互聯網時代，《著作權法》重點指向的應是傳播行為而非復制行為，因為復制已經控制不了。從一般意義上看，短視頻傳播平台，基於對內容的分析、算法推送等功能，已成為了提供作品的內容提供商（ICP）身份，應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依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如果服務提供者名義上提供信息存儲空間，但卻對用戶上傳的內容進行審查、選擇和修改，則其實際上對作品實施了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其行為應當構成直接侵權或間接侵權。

UP主模式，這是目前短視頻行業中出現的新現象，網絡服務商、上傳者、用戶三者在作品傳播過程中形成共生、共存、共贏、共利的局面，這對著作權行政保護提出了新的課題。“在某種程度上，這已不是簡單的幫助侵權，而是一種共同侵權的行為，自然承擔的法律責任也不一樣。”楊勇認為，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行政監管部門可以對這種直接剪輯沒有任何創意、造成權利人大量損失的短視頻，應予以侵權責任的追究，包括行政責任的追究。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審判庭庭長丁文聯認為，收益分享機制與風險分擔機制是否合理，這是不同的短視頻行業商業模式都需直面的問題，對此法律人應該採取何種態度，是一個法律新課題。他堅信，技術的力量大於市場，市場的力量大於法律。面對新生的商業模式，法官應總體上秉承促進一個合理的商業模式的態度。

最后，市場、技術等多元手段要同頻共振。

目前，市面上視頻交易平台已經出現，讓短視頻素材有了一個合法買賣的渠道。李琛認為，對短視頻的治理應以事前治理為主，不能單靠法律的途徑，而需綜合運用市場、技術手段。“治理方面需要多管齊下，比如在交易平台嵌入較成熟的內容識別技術﹔作為合理注意義務的檢驗指標，傳播平台設有用戶上傳指南﹔對侵權內容做多元化處理，比如讓渡廣告給權利人、處理成免費市場調查的樣本。”她如此建議道。

行業自律自治不可或缺。人工要與機器干仗，不斷的攻守轉換，龐大的人力工作量，這是很多視頻門戶疲於應對侵權短視頻的現狀。技術的事還得靠技術解決。胡薈集認為，國內同行可借鑒國外油管等視頻網站的經驗，提供給權利人自動的維權通道，讓權利人在網站系統可以發一些相關的權利証明跟片源，隨后系統會自動屏蔽與片源有關的、未經授權的片花、短視頻或者相關的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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